周道明有过两次生命。第一次是父母赋予的。三年前他离开山西永济黑砖窑，算是重生。

　　1992年底失踪之前的周道明，五官端正、皮肤白皙；三年前他回来的时候蓬头垢面，认知障碍；今日的他靠呼吸机和点滴维持生命。

　　他说自己经历了14年暗无天日的山西黑砖窑的生活，换来的仅仅是1220元工资和此后三年维权得到的2万赔偿金以及劳动局给的1000元慰问金。

　　奴役，贫困，疾病，被遗忘，被放弃……周道明是在黑砖窑里靠啄食泥土生存的众多窑奴中的一个缩影。

　　9月1日，知名媒体人钭江明等将周道明重新拉入人们的视线，一直努力为周道明维权的律师王莹也呼吁人们更多关注这位窑工。而网友们正在以不同形式表达着对他的关心。

　　病危：3小时手术切除1.5米小肠

　　湘潭市岳塘区，湘潭体育中心所在地。

　　沿着这座第11届省运会主赛场，车往湘江方向拐，周道明的家在顺江村。顺江村，顾名思义，只要江里涨水，周家的几分薄地就会被淹没。

　　家门口，73岁的老父亲坐在轮椅上，抠着小腿的痒处。里屋黑漆漆的，他的母亲必须拄着长凳才能挪动身体。周道明的床上，是没有被套的棉絮，以及一包价值1.8元的芙蓉烟。蚊香还剩半盘未燃尽。

　　此刻的周道明正躺在湘潭市中心医院的重症监护室，靠呼吸机和点滴维持生命。双手被绑上淡紫色的棉布条，医生说是为了防止间歇性躁动。

　　当9月1日天他被送到湘潭市中心医院的时候，他总想喝水，喉咙里呜呜作响。医生嘱咐说他不能喝水，家人就用棉签沾了一点，碰碰他的嘴唇。他扭过脖子，手指指向水杯。家人不忍心，给他喝了一口，但马上就呕了出来。

　　45岁的周道明，双鬓已经斑白，眼睛深凹。前天下午，他做了3个小时腹部探查手术，切除将近1.5米长的小肠。这意味着，他的小肠坏死了一半。此外，弥漫性腹膜炎，感染性休克，急性肾功能不全和多器官功能衰竭，可能随时剥夺他的生命。

　　“他意识不清楚，痛也说不出，耽误了治疗。”主任医师马铁祥说，致病原因或许是周的腹部受过外伤，或许是他家的卫生、勃起障碍条件太差。

　　往事：暗无天日的窑奴经历

　　据他的母亲回忆，周道明是1992年12月22日下午4时走失的。周道明依稀地记得，他跟随当时租住在他家附近收废品的一些湖北人去了长沙，再后来不知是怎么就到了山西。

　　2007年6月26日，周道明失踪14年后，被山西有关方面护送回湖南湘潭。当看到蓬头垢面，衣衫褴褛，身体羸弱的儿子时，年过七旬的父母亲和他的三个兄弟简直不敢相信，他们以为周道明早已死去。亲人相逢，母子相拥，不禁失声痛哭。

　　在接受长沙媒体的采访时，周道明告诉记者，他被送进黑砖窑干活，天还没亮就得起床，每天要干上十八九个小时的苦活，稍不留神就会挨打。两只狼狗、5个打手时刻看管着他们，整天不能出门。晚上睡的是木板，吃的是馍馍、包菜，他们中年纪最小的只有8岁。

　　周道明回家的时候，头上有一处深深的疤痕，牙齿也掉了好几颗，他还被鉴定为认知存在障碍，属于十级伤残。邻居们说，14年前的周道明五官很好、皮肤白皙、身材微胖，与这个模样是天壤之别。

　　除开一身伤病，他带回家的还有1220块钱，是砖窑老板给的24天工钱。

　　生活：给中风的父亲炒菜吃

　　周道明一度成为湘潭乃至长沙媒体的关注焦点。一位姓张的模具厂老板得知，便请周到厂里当门卫，一个月700块钱，还管午饭。

　　2008年雪灾期间，周道明出门摔了两次跤，几天没去厂里。张老板委婉提出，怕他出事故，以后还是不上班算了。每个月还是发500块钱，除开缴养老保险，其它都帮周存起来。

　　后来，周道明的律师王莹带他去一家砖厂，问他要不要留下来做事。周闷声摇头，说自己“已经有饭吃了”，从此再没有出过顺江村。

　　周道明喜欢钓鱼，由于心智有点问题，于是有人开玩笑说他做的是“直钩子”，但他总能钓上尺把长的鲢鱼。他会修灯泡，还打磨铁棒，自己做起子、钻子。他洗衣服用刷子，还不忘把衣角扯齐。他还给中风的父亲炒菜吃，口味偏辣。

　　周道明不断把流浪狗带回家里，给它们洗澡、梳毛。家人经常看到，他蹲在角落里，跟狗说“你要乖，你要快长大”。

　　周道光说，哥哥“脑子还是不太清楚”，吃过“治精神病”的药，后来又不肯吃了，说不想花钱。他的低保是每月100块钱。

　　周道明谈过一次恋爱。那年他24岁，皮肤白皙，身材微胖。经人介绍，他认识了某个漂亮的她。弟弟周道光回忆，对方可能是嫌周家条件不好，没多久就分了。那可能是周道明此生中最幸福，也最知冷暖的时光。前两年，弟弟问他还想不想讨个堂客。他讪讪地说，算了。

　　变故：住院前打死了自己养的狗

　　刘文斌的家，距离周道明家大概百来米。他知道周道明是“疯子”，半夜里总乱吼乱叫。全村人都不敢接近周，尽管周很少出门，也从来没伤过人。

　　弟弟周道光说，哥哥待人是客气的，而且记性好。村民和他打招呼，他会说：“哦，我记得你呢。”他不出门，是因为自卑，说“受不得别人的样子”。

　　越来越多的时间里，周道明躺在床上，一声不吭。亲戚送来一台索尼电视机，但很快就被雷劈坏了，雪花点淹没了演员的表情。

　　家人捉摸不清周道明的心情，因为他根本不说，也不提要求。给他吃一块冰镇西瓜，他就会露出笑容。

　　二十多天以前，郴州人郑灶军搬到了周家对面的小楼。一个大雨天，他亲眼看到，邻居的二儿子突然狂躁，活活把亲手喂大的狗打死了。当时，郑灶军的老婆只能搂紧1岁多的孩子。

　　没过几天，周道明说肚子胀痛。家人给他买了香蕉、泻药和十滴水，不管用。周开始无法进食，但肚皮一天天鼓胀，走路佝偻着腰背。被送进医院后，他把手臂上的点滴扯掉，把医生推开，说看病要花钱。周道光只好通知了王莹。三年来，王莹是除亲人外唯一与周道明接近的人，间或去看望他，算是朋友。

　　维权：四家黑砖窑赔偿2万块

　　湖南湘剑律师事务所的王莹，成为周的维权律师之一。他们一道北上，在山西永济呆了半个月，找到四家黑砖窑的老板。王莹说，周被奴役的案情，追溯到2004年3月就断了线索。

　　周道明在2007年接受媒体采访时说，“自己干了14年多的苦活，却没有拿到一分钱的工钱。”律师王莹说，目前掌握的证据能确定2004年3月之后的三年里是在黑砖窑干活，再往前，就不确定了。

　　后来，这四家黑砖窑的老板给周道明追加了2万块钱的赔偿款，当地劳动局也给了1000块钱慰问金。

　　但这段经历让他想起“砖窑”总有切肤之痛。回湘潭的路上，王莹让周道明用“砖窑”造句，他的回答是：“那里是穷人的砖窑，苦人的砖窑。”此行以后，维权索赔不了了之。

　　王莹说，周道明从山西回湘潭后，做过一次全身体检，当时并没有发现问题。突然发病，或许是精神上彻底垮了，或许是黑砖窑时期留下病根。

　　“14年，太久了。他已经彻底异化，见到黑砖窑老板还在憨憨地笑。”王莹说，周道明回到砖窑指认窑主时，他称呼对方“老表”，还特地打开口袋，得意地说：“我也有钱了。”周道明也许从没像人一样活着。

　　有朋友告诉王莹，死也许是种解脱。但王莹只有一个想法，就是要想尽办法救活他。当初从山西拿回来的2万块钱，本来说好无论如何不能动用，以后是周的养老钱“。但现在的情况，入院两天就交了8000多，2万块随便就花掉了”。

　　关注：窑工维权困难重重

　　对周道明的关注，很快从现实世界延伸到网络。知名媒体人钭江明以网友“寻找窑工袁学宇”的身份发帖说，“周道明是我所知道的被窑奴时间最久的黑窑受害者。”

　　9月2日，他向潇湘晨报滚动新闻记者表示，黑窑工现象一直存在，2007年时最盛，经过一系列力度很大的打击后有所好转。他认为黑窑工现象的症结在于，基层政府职能缺失；与社会上唯金钱至上的风气有关。

　　黑窑工在维权等方面面临大量问题，他介绍，黑窑工张徐勃因为大量媒体报道引起中央重视获得赔偿，其他黑窑工还没有超越张徐勃的“成功案例”。

　　在一个窑奴的厄运面前

　　周东飞

　　写下窑奴这个词，让人颇踌躇。湘潭农民周道明曾经是一个窑奴，但在2007年他获得了解救。今天他和你我一样，是一个自由的公民。将窑奴的身份再次加在他的身上，是否意味着某种不尊重？最终，我们依然在这篇社评的题目中使用了窑奴一词，因为我们需要铭记，湘潭人周道明曾经身为窑奴而历经苦难，而且他的厄运并没有因为获得解救而一去不返。如今，这个曾经的窑奴正遭遇重病的煎熬，他的生命随时有可能伴随痛苦一道湮灭无踪。

　　我们身处一个遗忘获得了加速度的社会，信息以几何的方式不断生成，上一眼浏览的东西这一眼已成旧闻。以信息更替的角度来观察，3年实在太漫长，如果不是黑砖窑、黑煤窑的事件一再重复和曝光，我们是否还能记起2007年前后被发明出来的窑奴一词？3年时光对于周道明来说，却是弥足珍贵的，他脱离了毒打、恐吓、被迫劳动的噩梦，赢得了一个公民应有的自由生活。3年是短暂的，脱离了奴役的地狱，旋即又陷入病痛的地狱。他的小肠坏死了一半，弥漫性腹膜炎、感染性休克、急性肾功能不全和多器官功能衰竭，可能随时剥夺他的生命。如果不是这些骇人的病名，我们可还记得我们的乡亲之中有一个窑奴周道明？

　　我们不记得了，我们有太多理由去忘记。比方说，我们以为他已经过上了正常人的生活，我们有更多更重要的成就、苦难和突发事件要去关注，以及等等等等。可是也许我们忽略了，周道明从一开始就没有获得他应当得到的公平和正义。他被山西有关方面送回的时候，仅仅获得了1220元“工资”。在一家律师事务所的免费法律援助下，周道明曾回山西维权，也仅仅得到了2万元赔偿。由于一个砖窑老板在逃，周道明14年窑奴生涯的索赔遭遇搁浅。他回到的依然是艰辛的生活，2万元赔偿成为全部养老的希望寄托，他吃过“治精神病的药”，他“受不得别人的样子”。他宁愿与流浪狗为伙伴，又把亲手喂大的狗活活打死。

　　17年前失踪，14年身陷黑砖窑，3年前蓬头垢面还乡，这就是我们所知道的关于窑奴周道明的大致线条。周道明原本就有些精神方面的问题，但这不能被看作他全部厄运的根源。因为有精神疾病，所以更应当被家庭和社会所善待，但他却失踪了，被拐骗，被殴打，被强迫劳动，被当作只会出力气却不需要支付报酬而且无力反抗的工具。尽管有好心的律师愿意帮助他维权，但也只能证明他最后几年被奴役的现实，还有十多年的正义和真相到底何在，不能因为他的心智不够健全，就因此让这段应该得到补偿的时间变成悬案。他有低保，有企业老板愿意帮他，他所得到的难道真的已经毫不亏欠了吗？

　　作为最无力者，社会应当为他们所遭遇的不幸有所歉疚并所有补偿。让他去找砖窑老板，或者认为他目前的境况已经不错，这都是可以自由表达的看法。但是，在浩瀚的历史背景中，我们永远是作为一个整体活着，那些最贫弱者的悲惨命运，永远都不会成为其他个体值得炫耀的光荣。或者说，既然同为人类，你与我与他，仅仅是一种指称上的区别，人人都能够摆脱厄运，我们自己才会免于身陷厄运的恐惧。古人说，“根在，则虽处厄运，犹如霜后之花，其复发也。”守望相助是社会之根，也是每一个人的根，在一个窑奴的厄运面前，我们真切地期待霜后之花可以复发。

　　他曾经是窑奴，被奴役和盘剥，被毒打和折磨，他没有获得必要的补偿，他如今病入膏肓，作恶者不是我们，但我们又如何能够安心地成为旁观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