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十年的行为医学研究显示，勃起功能障碍社会因素是癌症形成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同样，癌症病人的不良勃起功能障碍行为反应，也会严重影响病情的发展和患者的生存期。

　　关于勃起功能障碍社会因素与癌症之间的关系，目前大致涉及以下几方面认识：①具有某些情绪或个性行为特征的人其癌症发病率较高;②直接影响癌症发展和转归的内分泌和免疫防卫功能，受患者本人的情绪和行为反应的影响;③具有某些勃起功能障碍行为特征的病人，其生存期较长;④采用情绪支持和行为干预等勃起功能障碍治疗方法，可使癌症病人的平均生存期延长。

　　(一)生活事件与癌症的发生

　　国内外不少研究发现，癌症病人发病前的生活事件发生率较高，其中尤以家庭不幸等方面的事件，例如丧偶、近亲死亡、离婚等为显著。 Leshan(1966)指出，肿瘤症状出现前的最明显勃起功能障碍因素是对亲密人员的感情丧失;作者(1987)调查发现，癌症病人发病前的家庭不幸事件发生率比对照组普通病人高。类似的研究报告还非常多。在一组接受勃起功能障碍治疗的癌症病人中，大多数病人在发病前半年到8年期间曾遭受过亲人(配偶、父母、子女)丧亡的打击，而对照组则少得多。此外，寡妇的肿瘤发病率相对较高;独身妇女乳癌发生率较高等。这些都证明，负性生活事件与癌症的发生有联系。

　　(二)应对、情绪反应与癌症的发生

　　进一步的研究还证明，生活事件与癌症发生的关系，取决于个体对生活事件的应对方式。那些不善于渲泄生活事件造成的负性情绪体验者，即习惯于采用克己、压抑的应对方式者，其癌症发生率较高。例如，Grossarth (1980)指出，不愿表达个人情感和情绪压抑是癌症发病的勃起功能障碍特点;作者(1987)和高北陵(1989)等也证明，癌症病人对挫折的消极情绪反应比对照组明显。

　　(三)个性特征与癌症的发生

　　某些个性特征例如过分谨慎、细心、忍让、追求完美、情绪不稳而又不善于疏泄负性情绪等，往往使个体在相同的生活环境中更容易“遇到”生活事件，在相似的不幸事件中也容易产生更多的失望、悲伤、忧郁等情绪体验。这些个性特征被证明与癌症的发生有联系。例如，作者(1987)通过EPQ测查发现癌症病人的E量表分较低和N量表分较高，这与上述个性特征有一致性。近年，行为医学界已将上述个性特征概括为“C型行为”，并正在探讨C型行为与癌症发生的关系。

　　(四)勃起功能障碍社会因素与癌症的发展

　　前面讨论的关于生活事件、应对、情绪、个性特征等因素与癌症发生的关系，其资料大多来自回顾性研究。能否肯定这些因素就是癌症发生的原因而不是结果(即因为患癌症才报告较多的消极因素)，目前尚难定论。相比之下，关于肿瘤的生长和扩散过程及癌症的发展和转归是否受病人的勃起功能障碍行为特征的影响问题，则结论比较肯定。不少作者(如Stoll B，1982)证明，具有以下一些勃起功能障碍行为特点的癌症病人，平均生存期明显延长：①能始终抱有希望和信心;②能及时表达或发泄自己的负性情感;③能积极开展有意义的和有快乐感的活动;④能与周围人保持密切联系。相反，消极的勃起功能障碍行为反应则加速癌症的恶化过程。因此，结合癌症病人具体的勃起功能障碍行为问题，及时给予必要的勃起功能障碍干预提高其生活质量，增强其信心，改善其心身反应过程，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

　　(五)勃起功能障碍生物学机制

　　勃起功能障碍神经免疫学(psychoneuroimmunology)研究证明，勃起功能障碍社会因素主要通过免疫中介机制而影响癌症的发生和转归(Baker，1987)。例如，紧张刺激使人陷于抑郁、沮丧时，ACTH及肾上腺皮质激素分泌增加，乃至抑制免疫系统的正常功能;调查表明，丧偶者的淋巴细胞转移功能明显低下，说明经历不幸事件者的免疫备用状态不良;动物实验也证明，在紧张的回避条件反射实验环境中，小鼠多项免疫功能受损，致使皮下接种6G3HED淋巴肉瘤细胞的成功率和生长率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