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经人介绍认识了她，惊叹于她的美貌，与她闪电结婚。

　　婚后，他发现她和自己格格不入。就在他想离婚的时候，她怀孕了。

　　为了孩子，他"凑合"了十余年。她美貌依旧，却越发让他后悔莫及……

　　凌风在一个大公司的核心部门做主管，风度、谈吐均不错。初次见面，他就把自己小时候的苦日子讲给我听：“我出生在贫穷的小山村，9岁时父母离异，母亲要养活几个未成年的孩子……”

　　先苦后甜，在我看来，凌风现在应该很幸福。可他情绪变得非常低落：“我在单位越忙越精力充沛。然而一回家我就头皮发胀。这种状况，已持续了整整十一年!”

　　相亲，惊为天人

　　19岁那年，我离家来上海。有个亲戚在我身后大喊：“不自量力，你这一辈子都得打光棍。”这句话很伤人，我憋足了劲儿要干出番事业。我一边打工一边自学，几年后拿下大专文凭，进了这家国际知名企业。进公司后我丝毫没松劲，在同批新员工中最早得到提拔，从此事业上一路“绿灯”。

　　打拼到一定阶段，人也就“奔三”了，我这才开始考虑人生大事。有位客户很欣赏我，主动把自己的小姨子红藻介绍给我。因为她是个小学文化的农村女孩，我有点犹豫。看在客户的面子上我去相亲了，没想到红藻长得非常漂亮，用句文学语言来形容，真是“美丽不可方物”。她姐夫介绍，因为她人长得好，择偶条件高，一晃就快三十了，如果我们彼此满意的话，趁着过春节把婚事办了吧。

　　我那时是个毛头小伙子，哪晓得找媳妇得秀外慧中、全面发展，一心想着娶个漂亮媳妇，人前人后拿得出手。头脑一冲动，就点头同意，真的在春节期间就把婚事给办了。

　　我还陶醉在众乡亲艳羡的目光中，新娘子就恢复了在娘家的本来面目，只知道同邻居、娘家人闲聊，从不做家务。我问她结婚前是如何填饱自己肚子的，她回答：“今天去哥哥家吃一顿，明天去姐姐家打‘游击’，也挺开心啊。”红藻还有个“特长”是睡懒觉。明知道第二天一大早要赶7：00的火车，她却安心地睡到6：40，在我的百般催促下才爬起来，结果有两次都没赶上火车，误了事。

　　考虑到我在上海的物质条件还比较艰苦，我跟红藻商量，打算在上海给她找个工作，这样也方便早点把她的户口调上来。谁知她说：“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既嫁了人，这辈子就得全依靠丈夫这棵大树了。你怎么好意思让我风里雨里、抛头露面，挣那些辛苦钱呢?”一番话说得我哑口无言，只得暗自叫苦：自己的媳妇怎么这么没文化，观念又这么陈旧呢?

　　我是农村人出身，最看不惯别人好吃懒做。我开始后悔当初的莽撞。

　　“正当我冒出离婚的念头时，红藻怀孕了。孩子毕竟是我生命的延续。于是我想，只要红藻能支持我干事业，尊重我为这个家的付出，我这辈子也就认了。”凌风随即自嘲：“谁知这只不过是我的一厢情愿，几年夫妻做下来，我发现红藻竟把我当成了她的‘自动提款机’。”

　　“花瓶”屡屡让我烦

　　早在10年前，我敏感地觉察到房产市场会由冷变热。我先在家乡的县城看中一套房子，因手头没积蓄，就动用人脉筹了大部分资金，剩下的两万多元钱，我动员红藻向娘家暂借,因为她哥哥、姐夫家里都是做大生意的。红藻不理解这种投资行为，嚷嚷我一定是头脑进水了。我好容易做通了她的工作，把房子买下来，并主动建议在房产证上写她的名字。

　　房子若在手里留三年，价格就能翻不止一倍。可刚过一年，红藻大哥做生意赔了钱，催我们还钱。红藻把房子卖了，先把哥哥的钱还掉，又把我原本向朋友借的那三万多元借给了她大姐。没多久，她大姐做生意被骗，三万多元血本无归，红藻这才哭丧着脸跟我说实话。卖房子、借钱，我当时在上海，这么大的事情也不跟我商量，可以预期的十来万房产投资利润就这样打了水漂，我心中恼火。可我心肠软，看大姨子被人家上门逼债，我就又替她借了三万元钱，知道她还不起，就把她乡下一套破旧的房子抵给我冲了账，收拾收拾，让岳母和红藻、孩子住了进去。

　　几个月后我休假回家，大吃一惊：房子里的家具全都拉到了大姨子家，两间正房全出租给了外人，而娘三个?居在十几平米的阁楼上!我只得睡地板。更想不到，岳母说别的女婿每月都给她200元零花钱，我也应该这样。明明你们拿我的房子出租，每月500元租金一分都不给我，怎么还向我要钱呢?想想自己也不经常回家，我又忍下这口气。

 四年后我把红藻和孩子的户口迁到上海，靠我的工资养活一家人不容易，我就又大着胆子涉足房产市场，订到一套房子。红藻依然不同意我买房，我做了几个小时的工作，她才勉强签字。第二年我又看中一套房子，就把原来那套出售，赚进二三十万。我说这笔收入要投资新楼盘，她却跟我吵，问我：左一套右一套地买房子，是不是打算让别的女人住?买房子赚钱是不是在为离婚作准备?其实我是想为孩子将来留学读书作准备啊。红藻坚决不签字，还搬来了娘家人。她姐姐竟建议我花钱来买这个签名，一个字3万元。我给红藻9万元现金，她才得意地签下“金贵”的名字。

　　请不要误会红藻锱铢必较是因为我平时对她管得太紧。从结婚起，我就把工资卡上交。她花钱可是一点都不心疼的，每月单是长途电话费就要花去两千多元。煲电话的对象无外乎她的娘家人，内容也就是“昨天夜里做了一个梦”啦、“隔壁的阿妹嫁了个大款”啦。

　　我每天回家第一件事是洗澡。红藻知道我的生活规律，就趁机翻我的皮包和衣服口袋，三百、五百，总得抽出几张票子才安心，否则就找理由跟我吵架。到后来我只好装傻，特意留出这笔开销。

　　谈到家庭琐事，凌风有点难为情。他说自己越想越不对劲，觉得自己的确找错了人生的另一半，与红藻的口角多了起来，两人开始闹离婚。

　　我坚信自己的能力，不想在经济上跟红藻计较，表示自己只要一套房子，孩子由我抚养，其他财产都留给红藻。可她还是不干，把话讲得很难听，说宁愿把我“阉割”了，也不让别的女人沾边。她还跑到我公司去哭闹。不仅同事在我背后指指点点，老总也大为不满，找我谈话，让我先把夫妻关系处理好，暂时不调我去一个重要职位。我们单位对个人婚姻问题看得很重，我要是处理不好，只怕前途不保。

　　我对她彻底灰了心。但想想她毕竟是孩子的亲妈，这个家不能散。她见我低头，又变本加厉地逼着我给她姐姐写欠条，50万元一张，足足写了十几张。她说日后我若提出离婚，就得按欠条上的数目还钱。我明知这事荒唐，却半点都笑不出来。

 2000年，红藻的姐夫，也就是我们的介绍人得了急病，起初住在当地的县医院里。我向医生咨询，知道病情很凶险。我素来有点侠义心肠，就想方设法安排他住进了上海的好医院。他手术后大出血，医院发了好几张病危通知书，他妻子不敢签字，主治医生也认为救不活了。只有我一个人坚持“死马当活马医”，两个月后病情终于好转，医生赞叹我这个连襟太讲情义了。红藻姐夫的病一治就是四年，这期间她的娘家人走马灯般在我家吃住。本来我把母亲接到上海想让她享几年清福。可家里太小，我不好意思赶红藻娘家人走，只好很不情愿地把母亲送回老家。让我寒心的是，他们那么多人竟连句感谢的话都没说一句，觉得七十多岁的老人给他们腾地方天经地义。

　　凌风的眼圈突然红了，哽咽起来：“母亲有点老年痴呆，我花钱请人给她做饭，谁知有天她半夜跑了出去，被车撞了。我赶到医院，内疚得不得了，如果母亲在我身边，怎么可能发生这种事?”

　　母亲两个月后去世了。这时又发生了两件让我非常感慨的事。第一，无论是住院期间，还是在母亲的葬礼上，大姨子一家竟无人露面。我想不通，为了她丈夫的病，我苦苦替他们家挑了四年大梁，难道他们这么不念情义么?再有，母亲去世后留下一张4000元的存单，我知道那是我逢年过节给她的零花钱，以及老人养鸡养鸭、省吃俭用存下的积蓄啊。老人尸骨未寒，红藻却拿着她的身份证到银行把钱提出来装进自己的腰包。我让她把钱拿出来，想交给尚未娶妻的弟弟，她却眼睛一瞪：“关你什么事?他要是成了家，连老婆、孩子都养不起，还不得你来负担?”我心里那个气啊，作为儿媳，你从未在老人膝下尽孝，母亲为我着想，从没指责过你，揣着老人家一辈子的血汗钱，你怎能这么心安理得?!

　　我变成她的“私有财产”

　　我望着快40岁、依然长相动人的红藻，心里竟冒出了一个荒诞的念头：“如果这时有别的男人能把她带走，我不但不生气，还感激呢。”然而红藻算是吃定了我。就算我不登她娘家的门，亲口告诉她“我不爱你”，甚至我打算“净身出门”，把财产全留给她，她还是不同意离婚。我们已无感情可言，可能她担心离婚后未必能找到更优秀的男人，而她又不会打理家产。

　　在红藻眼中，我就是她的“私有财产”。因工作关系，我应酬不少，每当这时，她就强迫我和她同房。明明车子停在楼下，我半点心情都没有，她却一“要”再“要”，以便确保我不能再招惹别的女人。而我回家，她总是强迫我脱光，检查我身上是否有别的女人的口红或者长发。

　　凌风和我表情都有点“窘”，我明白倘不是过分压抑，一个男人是不会向陌生人倾诉这些难言之隐的。

　　做了十一年夫妻，我还是无法理解这个外表美丽至极的女人。也许她内心很自卑，知道自己文化低，担心出丑，所以尽管我介绍了好几个不错的工作，她都推掉了。她衣食无忧，每一季的衣服、鞋子，我都会替她搭配好放到衣柜里。她依然爱睡懒觉，有什么不开心，不是跟我吵架，就是打长途电话跟娘家人讲。她知道所有的“烂摊子”，自有我去收拾。她丝毫感受不到生活的压力，也许唯一的压力不过是怕失去我!

　　长期以来，支撑我维护这个家的力量是孩子。然而在孩子前途设计上红藻也与我意见相左。我无法说服这个“近视眼”的女人。

　　红藻也很虚荣，她还让我给她的晚辈介绍对象。为了讨得耳根清净，我只好让自己未婚的手下去应应景。背地里，我却字字血泪地告诉他们：“结婚是终身大事，不能马马虎虎地只看中女方的长相、身高等外在条件，一定得找一个品行、修养、能力等各方面资源配置合理的。”

　　像凌风这样骄傲的男人，并不是来寻求什么实际帮助的。他终于结束了诉说，苦笑着说：“我知道红藻是不会有这么沉痛的反思的，因此，我还得继续在围城中服苦刑。这桩毫无共同语言的婚姻，哪一天才是个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