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光飞逝。转眼间，我们与2008年挥手作别。在过去的这一年里，我们品尝了人世间的百般滋味，欢欣与坚强，眼泪与悲伤，揪心与热望。回望这一年，有8个身影闯进我们的视线。他们都曾经历惊心动魄，都令人肃然起敬。总结2008年，我们用笔、用心将他们的故事化为一纸墨香。希望读者在从中读出责任、信仰、坚守、希望的同时，燃亮理想，抖擞精神，用智慧为2009年书写更精彩的篇章。

    　陈亚光 在冰封山城的日子里

　　2008年年初的湖南郴州，是一座被冰雪覆盖的山城。交通中断了，输电电路毁了，整个城市停水停电，入夜后成为漆黑的孤岛。而陈亚光，郴州市第一人民医院院长，带领着他的医护人员挺过了难关。在整个城市几乎陷入绝境的十余天里，靠着一台自备发电机，医院的灯还亮着，手术还在进行，222个婴儿发出了第一声啼哭。

　　陈亚光说他从未想到郴州会发生雨雪冰冻灾害，也从未想到冰灾会让整个城市陷入瘫痪。但是面对这场遭遇战，整个医院爆发出的共克时艰的凝聚力，医护人员守护病人不眠不休的顽强意志，赢得了整个社会的赞誉，让他这个院长非常自豪。

　　1月24日，陈亚光接到冰雪灾害橙色警报。他的第一反应是，灾害可能还会持续一段时间，医院的物资供应能否跟上？医院有一台发电机，在那时简直是“救命稻草”。他赶紧派一位副院长专门落实柴油供应问题。

　　1月26日，郴州市的电力资源遭到进一步打击。凌晨3时，作为电力优先确保单位的郴州市第一人民医院也突然停电。30秒后，该院的发电机开始工作。靠着这台功率为640千瓦的发电机，医院苦苦支撑着，把电优先供给手术室、ICU、急诊科和产科。

　　陈亚光说，那时他最担心的是产科和新生龟头瘙痒疾病。产科只有50个床位，到1月底已经住了150个产妇。已经没有加床的地方了，但总不能让产妇到马路上生吧！还有郴州市第一人民医院集团下的儿童医院，没有发电机，一旦停电，那些在暖箱里的小娃娃怎么办？陈亚光果断下令，紧急调整病房，把耳鼻喉科、眼科等病人少的科室调整为产科病房，把原本给血液内科准备的一层楼先用来收治转来的新生儿。

　　与此同时，从别的医院转来的病人越来越多，平时住院病人只有400多人，那时暴涨到2000多人。面对生命的渴望，陈亚光说，再难也得顶着。作为公立医院的院长，他不能跟病人说，我这里没水没电了，你走吧，唯一能做的就是想尽一切办法与困难作斗争。

　　当时，京珠高速郴州段被困车辆2000余辆，被困数千人。医院的急救车每天往返京珠高速约90个车次，把生病的旅客接到医院。1月26日，陈亚光干脆把自己的办公室搬到了“120”紧急救援中心。最令他感动的是，在高速公路上转运一位病人时，抬担架的医生小叶摔倒了，但他硬是跪在冰雪里，拼命把手举得高高的，好让躺在担架上的患者不掉下来。

　　经历了这场冰灾，陈亚光对于公立医院承担公益性有了新的认识。他说，当突发事件发生时，公立医院要为政府分忧；医院的管理者和医护人员要具备应急处置能力，要能随机应变。他相信，有了这一次历练，以后不管遇到什么危机，大家都不会“慌神儿”了。令他欣慰的是，现在医院的团队精神更强了，克服困难的劲头更足了；而且老百姓对医院更信任了，现在医患关系前所未有地和谐。

　　刘晓琳 首报手足口病疫情

　　临近新年，刘晓琳医生又成为媒体采访的焦点。可能是因为要回顾即将过去的跌宕起伏的2008年，就不能不提刘晓琳。4年前，她首先发现劣质奶粉与“大头娃娃”的联系，并向媒体披露；2008年，又是她第一个上报了手足口病疫情。

　　刘晓琳是安徽省阜阳市人民医院的一名普通医生，还是一位乳腺癌患者。化疗后的她身体很虚弱，但是她用自己对职业的认真，挽救了众多儿童的生命。总结自己经历的这两件大事，刘晓琳说：“我就是一个比较认真的医生，尽了一个医生的义务。”

　　这两次事件给刘晓琳带来了极大的荣誉，慕名来找她看病的人越来越多。“压力很大。很多患儿家长对我的期望特别高，把我当‘神仙’。”刘晓琳说，现实很残酷，有些病确实是无法完全看好的。她最喜欢在新生儿病区值班，因为这里看不到陪护家长期盼的眼神，感觉会轻松一些，可以更专注地救护一个个新生命。

　　与个人的经历相比，刘晓琳感触更多的是手足口病防控给阜阳当地卫生事业发展带来的巨大变化。

　　手足口病疫情之后，当地老百姓更信任医院和医生了。疫情期间，很多重症患儿经过医务人员的及时抢救和精心护理重获生命，医院为此收到的锦旗多得已经没有地方挂。半年来，来阜阳市人民医院就诊的患者人次大幅增加。不光是刘晓琳所在的龟头瘙痒疾病，各个科室都是。这使得医务人员很受鼓舞，医患关系也更加融洽。

　　经过疫情防控洗礼的阜阳市人民医院，疾病救治能力也随之有了很大提高。谈起疫情初期重症患儿死亡较多、救治被动时，刘晓琳显得很难过：“阜阳社会经济比较落后，专科医生很少。疫情期间全国各地的知名专家都来支援，我们学到了很多东西。现在，医院ICU水平一下子提高很多。”

　　刘晓琳说，当地政府更加重视医疗卫生尤其是公共卫生事业的发展。疫情期间探索出的传染病防控的分级诊疗模式成为宝贵经验，医院的应急和感染控制能力都得到加强。这不光是卫生系统自身的成长壮大，更是当地百姓健康之福。

　　4年前，刘晓琳揭开“大头娃娃”事件内幕，被认为是“给阜阳抹了黒”，受到不少质疑和压力。但是今年报告手足口病疫情后，刘晓琳得到的是赞赏，包括来自当地政府的很高评价。对此刘晓琳感到很欣慰，她说这体现了社会的进步。

　　石应康 面对灾难我们更具力量

　　无论再怎样压缩，汶川地震都是2008年甚至本世纪无法忽略的重大事件。随着5月12日14时28分巴蜀大地的剧烈摇晃，几万人转瞬之间失去了生命，数量空前的伤员急需救援和治疗。面对突如其来的灾难，全国卫生系统立即行动起来。而作为距离震中最近的国家级大医院，四川大学华西医院更是不落人后。用该院院长石应康的话说：“地震是一个考验，我们顶上去了。”

　　地震发生十几天后，记者第一次见到石应康。虽然一直没有好好休息，但他依然精神饱满地带队赶赴绵阳，将当地的危重病人接到华西医院治疗。他说：“伤员死亡率低是华西医院的骄傲，但接收危重病人更是我们的责任。作为国家队，危难之时我们就该是中流砥柱。”

　　如今，抗震救灾对于华西医院来说依然在继续。石应康说，地震发生后的前3天，我们必须首先明确，华西医院到底是受害者、部分受害者，还是救治者。这个问题在地震之后3个小时就得到了回答：医院全体人员没有伤亡、建筑主体结构没有损害，华西医院的任务就是尽快做好各方面的准备以迎接大量的伤员。

　　救治攻坚阶段，面对如何随时调配资源以安置大量伤员，如何安排好数量庞大的手术，如何把抢救中的难点处理好，如何应对气性坏疽、破伤风等特殊感染，如何控制院内感染等问题，华西医院全体医务人员和来自全国各地近800多名外援人员一起给予了出色的回答。

　　现在，华西医院正在开展灾后重建工作，争取尽快建立起与灾区97家县医院、近百家乡镇卫生院相连的远程教育和医疗服务系统，帮助基层培养卫生人才。

　　石应康说，地震后最让他感动的事情，就是医院所有的手术室人员全都在位，能够离开的病人全都由医务人员护送下楼，而走不了的病人，每个人的床边都有医务人员守护。最让他感到压力的时刻，就是地震当晚要决定两万多名病人是该回病房还是该留守在大院里。当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他身上时，凭借科学依据，他一声令下，所有人都撤回了病房。最累的时候，就是地震发生后的前两天，他整整38个小时没有合眼。

　　谈到伤员的成功救治，石应康说他最感谢的人是华西医院6279名员工。他说自己一直相信他们的能力，但是当他们的凝聚力、责任感和组织能力在灾难面前集中迸发出来时，他还是吃了一惊。在救治进入最关键的时候，来自全国的医疗精英齐聚华西，大家迅速融合起来的战斗力，更是医院整个救治过程中的华彩。

　　截至12月16日，华西医院总计接诊地震伤员2814人次，收治入院1897人次。目前仍在院治疗的地震伤员有36人，其中在重症监护室接受治疗的有14人。石应康说，事实证明，华西的发展模式是正确的。应对灾难的能力，正是医院多年来一直坚持的多学科联动的整合发展模式的集中体现。“灾难不可预料，但面对灾难，我们可以变得更有准备、更具力量。”

　　王健 “中国疾控”是一支铁军

　　深夜入川，空降茂县，在地震重灾区公共卫生救援的36天里， 时任中国疾控中心传染病防治所副所长的王健和他率领的队员亲历了无数艰难险阻，也几经生死考验。回望灾区卫生防疫的日日夜夜，至今王健心中仍充满感动。

　　5月12日汶川大地震发生当晚，中国疾控中心首批待命赴灾区防疫队员名单报到了卫生部。16日凌晨3时，王健等中国疾控中心30人团队奉命在成都机场集结。地处高原的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茂县的通讯、交通全部中断，急需防疫队进入。王健选出10名年轻男队员，丢掉行囊中的食物和饮用水，背上必备的防疫药械，登上了轰鸣的直升机。

　　当时，成都至茂县航线建立还不到一天。高原天气变化无常，加之灾区物资主要靠空投，为多拉快飞，直升机上除了必要飞行设备无任何安全设施。“飞机在山间穿行，谁也没想过自身安全。舷窗外闯入眼帘的倒塌房屋、折断的铁塔、掩埋的公路，撞击着我们的心。飞抵茂县，看到地面上鲜艳的国旗，我们非常激动。一踏上地面，立即到县政府报到……”

　　强震过后，供水停止了，食物非常有限，数万人在外聚集居住。哪儿的水能喝？哪些食物能吃？如何保证恶劣条件下受灾群众不生病？一系列卫生防疫难题摆在眼前。王健和队友迅速分成饮水卫生、食品卫生、传染病等5个小组，投入了紧张的工作。

　　他们从水源地、县水厂一路查到末梢供水点，于不同环节采集水样，通过直升机急送成都检测。水样合格结果一出，县政府立即发布自来水安全通告，恢复供水，解了燃眉之急，也稳定了群众情绪。为了尽快开启灾区公共卫生检测，他们冒险冲进县疾控中心危楼，抢出了大量实验设备，建起了灾区第一个帐篷实验室。疫情监测报告中断，他们连夜编制方案，组织培训，拉起了灾区传染病症状监测网。他们还组建了灾区居民卫生自治小组，发动群众参与饮水、食品、环境卫生管理及传染病相关症状报告。

　　山体滑坡、飞石坠落，是下乡途中常遇的危险。在灾区上千公里的行程中，队员们数次被飞石击中。然而防大疫的神圣使命让防疫队员个个成为英勇的战士。危险面前，党员争先，非党员纷纷要求火线入党。

　　“在灾区的36天，我们始终住在潮湿低矮的小帐篷里，将上级配发的大帐篷用作实验室。一切为了灾区人民，是我们共同的心愿。”王健动情地回忆初到灾区时供应中断，食物紧缺，一位四五岁的小姑娘为他们送来了8片腊肉；为书写卫生宣传标语，受灾群众钻进废墟寻找笔墨；千里救灾的志愿者，开着自己的新车送来物资；解放军战士3天强行军150公里，翻越4座大山，一到达就帮他们搭建实验室……

　　“这次大灾，防疫人员受到了空前的洗礼，交上了一份出色的答卷。大灾之后无大疫的胜利，验证了中国疾控是一支铁军。”王健说。

　　戴建平 为留下奥运遗产而努力

　　“别叫我戴部长了，现在该叫我老戴。”奥运会期间负责奥运圈内医疗卫生服务的北京奥组委运动会服务部副部长戴建平，现在留守在北京奥组委做赛后处理工作。他喜欢别人称呼他“老戴”，“不仅仅是亲切，也说明位置的转变”。

　　“奥运的时候我在盖房子，现在忙着拆房子；奥运的时候忙着买设备，现在忙着卖设备；奥运的时候忙着招人，现在忙着赛后人员安置……”老戴这样“调侃”奥运前后的工作变化。

　　奥运会期间，戴建平是医疗保障团队最忙碌的人之一。已经年过花甲的他，时而在奥运场馆踩点踏勘，时而在医疗经理培训班上讨论预案，时而向国际奥委会的委员汇报情况……作为奥运圈内的医疗“总管家”，他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我们的工作，不仅仅是为了17天的奥运会。更重要的是，我们要为把北京建设成为国际化大都市，留下奥运遗产而努力。”

　　回忆2008年的工作，戴建平说：“在各项奥运保障工作中，医疗卫生覆盖范围最广。北京奥运会共计在京内赛区设31个竞赛场馆、45个独立训练场馆和10个非竞赛场馆，设医疗站点156个。负责奥运医疗保障的24家定点医院严格挑选了3223名政治素质过硬、业务技术优良、外语水平较好的医护人员承担奥运场馆一线医疗保障任务，派驻191辆急救车。除此之外，京外赛区还选拔了2061名医疗专业志愿者……”

　　奥运会期间这些硬邦邦的数字，戴建平铭记于心：“试想，还有哪一项赛事能够像奥运会这样同时调配这么多的医疗资源，培训这么多的医生护士，锻炼这样庞大的一支医疗急救队伍？当时没日没夜地准备和制定预案，我们完全与奥运粘在一起。”

　　戴建平说，尽管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但是，谁会料想到还有人在奥运场馆里生孩子？而且还生了两个孩子？”戴建平说，奥运期间发现的一些疏漏和不足，将为今后的改进提供珍贵的标靶。

　　“北京奥组委有位领导曾经说过，每次来鸟巢，都赞叹鸟巢的宏伟与庞大，觉得自己渺小；每次在鸟巢听到成千上万的观众呐喊和欢呼，都感动于我们身边的人是多么伟大。”回顾北京奥运会，戴建平对这句话颇有共鸣。

　　岳中瑾 医生须有社会责任感

　　作为卫生部有关职能调整后首度综合协调处理的重大食品安全事件，“问题奶粉”事件无疑是2008年下半年举国关注的焦点。该事件的揭露源自一位普通医生的报告。这个医生就是兰州大学第二医院泌尿外科主任岳中瑾。

　　今年9月中旬，卫生部部长陈竺在甘肃省兰州市了解“结石娃娃”诊治情况时，曾握着岳中瑾的手说：一个好医生不仅要治病救人，还要有报告意识，要善于捕捉群发病例背后可能隐藏的公共卫生事件。随着事件的发展，来自各方的赞誉也不期而至。岳中瑾却说：“我只是做了一个普通医生应该做的事。”

　　“会不会是奶粉出了问题？”今年3月到7月，拥有20多年泌尿临床诊治经验的岳中瑾陆续接治了十几名一岁以下的结石患儿。西北本不是泌尿系统结石病的高发地区，婴幼儿泌尿系统结石病例也十分罕见，两个异常加起来就是不正常！岳中瑾警觉起来，他马上通过短信告知全体泌尿外科医生：希望大家高度重视，发现问题请及时通知我。作为医生，我们必须具备社会责任感！

　　随着病例越来越多，岳中瑾马上向甘肃省卫生厅法规处、卫生监督所、医政处3个部门做了报告。报告立即引起了省卫生厅的重视，当天下午就派相关人员来到医院进行调查，并立即把情况上报给了卫生部。不久，遍及全国的“结石娃娃”免费筛查和救治网络迅速建立。据卫生部最后一次通报，全国因“问题奶粉”事件累计筛查婴幼儿2238.4万人次，累计报告因食用“问题奶粉”导致泌尿系统出现异常的患儿29.4万人，累计住院患儿51900人，累计出院51039人，累计收治重症患儿154人，现住院患儿861人。目前，筛查高峰已基本结束，重症患儿均已脱离危险。

　　“真是没有想到，这个报告会引起这么大的反应。这进一步证明，临床医生如果能够尽早发现问题，就可以帮助政府在及时应对和处置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赢得宝贵的时间。”身兼医院副院长、医务部部长、泌尿外科主任三职的岳中瑾说，他干了8年的医务部部长，经常要求医生发现问题及时报告。这次如果他不报告，也一定会有其他同行报告，因为这是任何一个负责任的医生都会做的。

　　目前，岳中瑾正带领科室10名年轻医生分赴甘肃各地，开展“结石娃娃”的血尿和结石标本的采集工作。他说，三聚氰胺在人体代谢过程中并不会被自然吸收，而是大部分将以原样的形式排出体外，希望他的这项工作能为今后结石患儿的复诊提供一定的科学依据。

　　陈规划 总要有人当探路者

　　陈规划是一位务实低调的院长，同时又韧性十足。在肝移植界，陈规划练就的扎实功底，让他在面对任何疑难手术时都能淡定从容。他主刀的肝移植手术被赞为“如行云流水”。但2006年4月发生的“齐二药事件”，让他和医院一同经历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折腾”。

　　2006年4月，中山大学第三医院在使用齐齐哈尔第二制药厂生产的亮菌甲素注射液时，发现使用该药的病人出现急性肾衰症状。该院立即停用该药，并第一时间向广州市药品不良反应监测中心报告。此后，全国开始封杀齐二药生产的假药，中山三院也不计代价地抢救患者。陈规划还主刀挽救了一名患者的生命。

　　但是，令陈规划没有想到的是，由于担心齐二药没有赔偿能力，假药受害人将中山三院告上了法庭。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定，齐二药承担最终赔偿责任，中山三院等其余三方被告承担连带责任，共需赔偿原告350万余元。

　　陈规划说：“假药是齐二药生产，经过国家药监局发放批文，并经过广东省医药招标中心集中采购独家中标，强制要求医院使用的。现在把责任推给医院，有失公平。”

　　陈规划还想到了更深层次的问题，如果这次中山三院妥协，为假药索赔案埋单，将会成为一个很不好的案例，打击整个医疗行业，最终会让刚刚起步的药品不良反应报告制度遭受重创。“全国的同行都在看着我们，我们不能放弃！”

　　中山三院随即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2008年12月10日，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齐二药”民事索赔案作出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判决书认为，中山三院“属于涉案假药的销售者”，与两家药品销售商一起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陈规划说，药价加成是政府对非营利性医院的一种政策补贴，医院只是药品的使用者，而不是销售者。

　　不从假药生产、销售环节和过程进行充分、深刻的剖析和审定，而是简单地把责任推给药品的使用者，对医院很不公平，对医疗行业的负面影响也不可低估。于是，中山三院召开了媒体见面会，称将向广东省高院提起上诉，申请再审。

　　官司打了两年多，陈规划坦言，“压力很大，牵扯了大量精力”。但陈规划坚信，总要有人当探路者。在关系到整个行业利益的时候，他宁可选择艰辛的诉讼之路，也绝不“花钱买平安”。

　　11月14日，中国医院协会和健康报主办的“先声杯”优秀医院院长表彰会，授予陈规划2008年度医院管理突出贡献奖。这是行业对这位有韧性的院长的肯定。

　　尹佳 打破沉默谏言医改

　　北京协和医院变态反应科主任尹佳打破了媒体对医生的“刻板印象”。此前，不少媒体报道，作为医改的关键角色——医生对医改集体失语，医生的兴奋点集中在技术的进步，而不是宏观政策的制定。但是，思维活跃、生性坦率的尹佳出于对医改的关注和知识分子的责任感，选择了公开表达意见。

　　尹佳先是在网络媒体发表署名文章，直言“不能获得全国医务人员真心支持的医疗改革难以成功”；继而在接受采访时“晒了晒”自己作为协和医生，行医25年，基本工资还是2000多元，呼吁正视医生收入过低问题，提高挂号费、手术费，让医生通过自己的劳动获得阳光收入。她大胆宣称以药养医是“万恶之源”，必须革除，否则难以重塑医生的尊严。同行们认为尹佳说出了他们的心里话，天南海北的医生纷纷跟帖，成为尹佳的“粉丝”。

　　拨通尹佳的电话时，她正要去参加一个青年医师沙龙。主办方邀请她和青年医生交流当时写文章的初衷和对医改的建议。在医生、科主任之外，尹佳开始适应自己的新角色——医生群体的代言人。 

　　其实，早在2006年，看完某媒体刊登的一篇文章《公众希望医生是廉价劳动力》之后，尹佳就“坐不住了”。她提笔写下“我们是医生，没有节假日，没有娱乐时间，只有压力和奉献。我们不奢望获得全社会的理解，更不敢奢望获得和国外同行相同的劳动报酬，但我们希望受到尊重！”这篇题为《我们是医生，别太伤我们的心！》的帖子在某网站“浮出水面”后，短短几天跟帖就多达万余条。那是她第一次在网络上当了回“意见领袖”。 

　　在盛行“人肉搜索”的网络世界，署名发表帖子是需要很大勇气的。对此，尹佳笑称自己很“硬气”，不怕被“人肉搜索”，因为自己从不拿回扣，至今还住在医院分配的宿舍里，不开车，出行靠单位的班车和公共交通，工作也很“卖力气”，表达意见完全是出于公心。

　　当前的中国社会正处于转型期，民意越来越多地影响决策，社会的进步，改革的推进，依赖于越来越多自由意见的表达。而我们600万医务工作者，是医改的主力军，肩头的担子很重。我们选择尹佳，是因为她敢于打破沉默。希望更多的医生在为病人解除病痛的同时，能够拥有更广阔的视野，珍视自己在改革中的话语权，不仅安顿心灵，也胸怀天下。

　　本报记者张灿灿  孔令敏  郑灵巧  闫  龑  陈  飞联合采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