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改中8500亿元的投入也成为企业关注的重点，对此，谢子龙呼吁采取社会化的方式解决医保问题，并放开医疗服务市场，将民营资本纳入到大医疗体系中来。

　　《21世纪》：陈竺部长在介绍医改方案中8500亿的投向时曾表示，一方面投入保障体系，一方面投入服务体系，但保障和服务的具体比例尚未确定。你怎么看待这8500亿元的投向？

　　谢子龙：8500亿元体现了政府对民生的关注。但如果投入医疗机构基础设施、设施设备，这是远远不够的。我特地在省内做过调查，多数当地医院未能和卫生行政部门形成正常的监管关系，存在行政任命、财务划拨等千丝万缕的联系。依赖投入的医疗机构就是一个无底洞。

　　因此，政府对医疗的投入方式是很重要的。供选择的方式有：投入补贴供方（医疗单位），或者投入补贴需方（患者）。表面上看只是补前或补后的简单区别，但在实际运行中所起到的作用和效果却大大不同。

　　《21世纪》：企业对于8500亿补贴的投向是怎么考虑的？

　　谢子龙：8500亿如果补贴患者，则可在国内形成医疗服务保险，这样的保险甚至都可以不通过现有国家部门，而是以商业保险公司存在。瑞典的保障机制就是由几家医保公司组建起来的，它们是非盈利的慈善机构。医保公司间竞争的结果就是这些公司对医院的服务形成监督，患者在医院就医时将获得更优质的医疗服务；同时医保服务也会更好。

　　对于现在国家投资重点是补贴医疗机构，卫生行政部门提出一个理由：目前国内医疗服务供给不足，优质医疗资源缺乏，充分竞争会导致稀缺资源更加稀缺。但从市场角度看，有需求就会有供应。国家只要把医院的审批放开，允许民营资本参与，市场空缺自然能填补上。

　　“医药分开”应是管理模式

　　《21世纪》：你怎么看，医改将解决“看病难，看病贵”寄托于解决以药养医上面，并通过取消药价加成、收支两条线等方式来实现？

　　谢子龙：据统计，国内医疗服务机构用药占药品销售市场份额80%，目前实施的取消加成、收支两条线无法彻底斩断医院和药品之间的联系。

　　政事分开、管办分开、医药分开、盈利性和非盈利性分开是十七大报告中提纲挈领的指导思想。但在实际操作中，医药分开有被“收支两条线”取代的趋势。这是个伪命题，收支两条线只是一种财务管理方式，最后的利益归属还是在医院。

　　《21世纪》：“医药分开”能否就此实现？

　　谢子龙：事实上医药分开应该是一种管理模式。日本自1956年实行《医药分业法》以来，一直在实施渐进改革，逐渐将社会药房配药的比例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10%上升到了现在的大约55%。美国1951年通过的Durham-Humphrey修正案区分了药剂师和医生在提供医疗服务过程中的不同作用，近年美国社会药房的处方量占全国处方总量的70%以上。

　　我建议，实施“医药分开”先从基层医疗机构试点，取消社区医院的药房，以社会化的医药零售企业代替。现在的情况是，医院现在以垄断的姿态控制处方药，使之不能进入药店。有的医院甚至明确指示供货商：如果将处方药提供给药店，则停止供货。这导致虚高的药价无法通过市场竞争来平抑。

　　《21世纪》：怎么会想到对《药品管理法》提出全面的修改？

　　谢子龙：2000年的12月开始实施的《药品管理法》，到现在出现了很多新的问题。作为医药领域的“母法”，《药品管理法》对于医药生产销售企业关系重大，因此，我觉得必须作出修改。

　　违法药品广告是老百姓最头疼的事情，很大一部分出现在公众媒体上的药品广告都涉嫌违法，但体现在现行的《药品管理法》中，药品广告的审批权、监督权、管理权三者分离，无法彻底根治这一顽疾。同时，网上售药作为电子商务的一种，面临突出的监管问题。截至2009年2月18日，国家食品药品监管局只批准了10家向个人提供非处方药品的互联网药品交易网站，但实际上从事网上售药的非法网站非常多。

　　另外，假药劣药的界定方法也不尽完善，而药品使用单位质量管理规范的缺失长期以来也得不到重视，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