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很多白大褂就是背一个药箱子，靠着最简便的中医手法比如按摩、火罐、针灸等解决了大多数人的看病吃药问题。 可现在几乎找不到这样的情景了。

　　3.银杏叶制剂，本来就是我国研制的，但现在世界上最好的银杏叶制剂是德国的，我们出口原料，人家再高价卖给我们银杏叶制剂。我们遇到的这种难堪，何止这一个？

　　4.很多民办中医医疗机构的广告中提到中医基因疗法治愈了癌症、泌尿感染等等，这完全是愚弄患者。

　　3月8日，8位中医界的全国政协委员来到健康时报，就新的医改形势下中医如何发展的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中医的脚要站稳：

　　把“一老一小”留在社区

　　现在医院职工女性是55岁，男性是60岁就到了退休年龄。对别的行业来说，到了这个年龄可能就接近黄昏了，而作为中医来说，正是黄金时间，可以说是早上九十点钟的太阳，但是很多人却退休回家带孩子去了，太浪费了。

　　全国政协委员温健民说，退休老中医完全可以继续发挥余热，单位有返聘制度的可以继续留在本院，如果没有这个条件，可以请老中医进入居住区附近的社区卫生机构或乡镇医院工作，这既是充分利用了人才资源，另一方面，会有很多的患者去找他看病，这样还能带动基层医疗机构的其他科室，也能分流大医院的就诊压力，是一举多得的好事。

　　温建民委员指出，医药人才的培养有其特殊性，就是培养周期非常长，必须有很长时间的积累，而中医药人才相比西医药人才来说，这个积累的时间在长的基础上则要加个“更”字。所以，如何发挥退休中医的财富，是我们社区卫生管理部门应该重视的一个问题。

　　想要加强社区卫生医疗的水平，还要有政策鼓励大学毕业生进入社区。我国现在每年毕业于中医药院校的应届毕业生大概有20万左右，完全可以满足基层医疗机构的需求，但关键是“人才梗阻”，好的医学人才不能下到基层去，这就需要政府能给予相关的政策。

　　全国政协委员曹洪欣指出，要从政策层面上采取措施，鼓励大学毕业生到基层。对于下基层的大学生，如果工作3年以后考研究生，同等条件可以优先录取，有基层工作经历的大学生将来优先提拔重用等等，中医药专业的大学生完全可以下得去。这样下去一批，沉淀一批，上来一批，形成中医药人才的良性发展。

　　其实，总理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里就提到了这个问题，提出要给予政策，积极采取措施，另外在精神、文化、生活、待遇等方面给予补贴政策，在综合方面给中医药人才的发展创造条件。

　　中医的腿要迈开：

　　“丸散膏丹”永远不过时

　　一说起中医药的“丸散膏丹”，很多人就会顺口接着说“傻大黑粗”。而这恰恰是大多数对中医不了解的人云亦云。

　　全国政协委员姚乃礼说，每种不同的中药剂型，都有它自身独特的作用，汤者，荡也；丸者，缓也。就是说，医生给你开的是汤剂，就说明是要治疗急症的，是要起到一种对疾病扫荡的作用；而如果给你开的是丸药，说明就是要给你慢慢调理养病的。

　　我们不能因为要发展中医药现代化，就否定中医的传统剂型，更不能纵容医药企业通过改变剂型来随意抬高药价。姚乃礼在药店曾发现，同样的一个配方，大蜜丸一盒才卖10元，而做成胶囊的另一个剂型，就卖到三十多元，吃的时间还比大蜜丸短。

　　影响中医药发展的不仅仅是一些人对剂型的误会，全国政协委员史大卓说，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很多白大褂就是背一个药箱子，靠着最简便的中医手法比如按摩、火罐、针灸等，解决了大多数人的看病吃药问题。可现在来看，几乎找不到这样的情景了。

　　也就是说，中医最擅长的“简易有效”的特点，被我们逐步“抛弃”，现在的中医，已经成了很多病人看西医解决不了问题后的无奈选择。

　　不管是丸散膏丹，还是按摩针灸，只要能快捷地帮助老百姓解决问题，就要下大力气去推广，我们应该回到中医的最基础本质来。史大卓说，各级中医主管部门要考虑把中医的最大特点发挥好，应该把行之有效的简便廉验中医技术纳入到基层医疗机构的培训中，使得社区医疗机构的医生要掌握一些中医手法。

　　可喜的是，北京市已经逐步开始出台促进中医发展的政策，除了中医院可以不用选择就是医保定点医院外，从2009年4月开始，煎药费医保也可以报销。

　　中医的腰要挺直：

　　中药注射液还要大发展

　　从鱼腥草到刺五加，只要中药注射液一出问题，对中医药的质疑声就此起彼伏，可为什么青霉素过敏每年都要有人因此死亡，就没有人喊着要封杀青霉素呢？

　　全国政协委员王承德介绍，近20年来中药注射剂出现休克的500人，出现死亡的50人。他说，大家要明白的是，任何药物都可能出现不良反应，这是很正常的。大家还要注意的是，每次发现中药注射剂问题，都说是哪个哪个批次有问题，而从来没有出现过某种制剂有问题。中药注射剂是我国中医自主知识产权的优势领域，是中医发展必由之路，对中国乃至世界人民健康，都发挥着重要作用。

　　王承德委员介绍，我国的第一支中药注射剂柴胡注射液的诞生，是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太行山上，到现在都在使用，疗效准确。随后在不同年代，不同时期，各种中药注射剂相继问世。到目前，已经进入部颁标准收载的中药注射剂，已经有68种。

　　在临床上，王承德在给患者诊治时，有些感染的，高烧不退的，需要活血化淤等患者完全可以不用抗生素，就靠着中药注射液可以治愈。

　　曹洪欣委员提醒说，现在美国对中药注射剂的要求有了变化：只要安全、有效，成分部分清楚也可以通过。国际上有这种认识的变化，恰恰和我们国人自信心不足，因噎废食，出了一点事马上叫停的情况形成鲜明对比。

　　曹洪欣说，银杏叶制剂本来是我国研制的，但现在世界上最好的银杏叶制剂是德国的，我们出口原料，人家再高价卖给我们制剂。我们遇到的这种难堪何止一个？

　　全国政协委员温建民建议，国家应加强人力物力的投入，加强中药注射剂的安全监管，从生产、包装、运输等各个环节进行监管，包括原辅料来源与质量控制、提取过程及提取物处置、灭菌工艺与灌封等各个生产与管理环节可能存在的隐患。

　　中医的嘴要把关：

　　科普不能谁都讲

　　曲黎敏《从头到脚说健康》一书的热销，仅仅是中医热潮的一个小浪花，《求医不如求己》、《人体使用手册》等等健康图书的问世，使得各种“门派”的中医讲座让人眼花。

　　全国政协委员杨金生曾在一家电台做过两年的健康节目，叫“博士养生夜话”，每个晚上50分钟。可最后发现，节目播出的前后健康类节目说的这个主任那个主任，其实都不是医生，更不是什么专家，就是一些小姑娘照着固定的稿件在那里念，甚至不是学医出身，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卖药品和保健品。

　　在2008年全国“两会”时，杨金生就提出了要限制医药广告的提案。他一直呼吁，出版医药健康类书籍的出版社应该是专业出版社，特别是广播电台和电视台做健康科普节目，都应该有专业资质，便于向老百姓传播健康正确的科普知识。

　　全国政协委员吕爱平说，中医的内容十分丰富，可以讲历史，可以讲哲学，谁都可以讲，但如果涉及到健康科普知识，尤其是要讲一些疾病的防治知识，要给听众和读者开药方了，那请你一定要具备医学专业背景，这样才不会坏了中医药的名声。

　　吕爱平说，很多民办中医医疗机构的广告中提到中医基因疗法治愈了癌症、泌尿感染等等，这完全是愚弄患者，本来这些病就是不好治的，经过被这些人一忽悠，患者会认为是中医没用，坏了中医的名声。

　　曹洪欣委员指出，中医药保健养生书籍的兴起，体现了老百姓对中医药知识的渴望，也促进了中医药的发展。但必须注意的是，中医学首先是一门医学，它确实有丰厚的文化底蕴，很多非中医的文化人才宣讲中医文化知识，这没什么问题。但是如果谈到中医医学临床治疗，就必须由医务人员来讲。

　　曲黎敏所在的北京中医药大学，校长高思华接受采访时称，“曲黎敏副教授到电视台去做讲座并不是我们学校推荐的”，并称曲黎敏“对中医学的热爱值得肯定，我们希望她能够在中医药文化的研究和传播方面发挥其业务专长。但我更赞同有些专家提出的，让有临床实践经验的中医药专家进行中医药知识的讲座。”

　　中医的头要清醒：

　　发展重点在基层

　　医改的话题是2009年“两会”最令人关注的民生话题，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指出在未来三年内，各级政府拟投入8500亿元，其中中央财政投入3318亿元。这8500亿元怎么花?中医又能因此得到什么发展？

　　全国政协委员史大卓在宁夏考察时注意到，一个县里最好医院的病房里，住院率最高都达不到7成，更别说中医院了。而且在很多县级医院，都取消了中医科，取而代之的是理疗科，中医的基本诊治手段几乎不见踪影。

　　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贫困地区因病致穷、因病返贫的现象屡见不鲜。而因为中医药食同源的特性，中医在民间有着广泛的基础，尤其在缺医少药的偏远地区和农村地区，更是需要中医的保护，但往往越是经济不发达的地区，中医更不发达。

　　曹洪欣指出，针对这种现实，在医疗投入短期内不可能完全解决医疗设备，医生诊疗水平不可能短期提高的情况下，应该充分发挥中医药的优势，将适宜的中医诊疗门诊费用纳入新农合医保报销，让农民养成有病早治疗，掌握一些防病养生知识，减少小病拖大引发并发症带来的不必要的医疗负担。

　　史大卓委员回山东老家，去当地乡镇医院一看，发现多少年都没有更新设备，依旧是老三样：听诊器、体温计和血压计，另外医生从来没有出去参加过新知识的培训，技术没有得到更新换代。

　　全国政协委员王建指出，想要发挥好中医在乡镇一级的作用，还应该恢复乡村农民自种、自采、自制、自用中草药的传统，让有一技之长的乡医能够行医。这一点，需要管理者拿出智慧来，既不违反药品法，又能调动乡村中医的积极性，加大对乡村医生的培养力度。力争要给予乡村医生和与乡村教师一样的待遇，早日能听到对乡村医生称一声“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