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RS以后,中国公共卫生取得了非常大的进步。我们共同感受SARS危机,共同应对、战胜SARS危机。这次事件大大促进了中国卫生事业的发生,使公共卫生这个名词真正被全国人民接受。在此之后党中央适时提出了“以人为本”与“和谐社会”的科学发展观,极大地扩展了战胜SARS的成果,确实使我们这些参与过SARS防治的人倍感到欢欣鼓舞。 近年来,除了陈院士刚刚提及食品安全话题外,还有一些重要的药品、食品安全事件,例如2006年的亮菌甲素注射事件和克林霉素事件,2007年甲氨喋呤和阿糖胞苷事件,以及2008年毒饺子事件和三聚氰胺污染奶粉事件。我的感受是一些真正对公共卫生威胁很大的事件,例如2007年甲氨喋呤和阿糖胞苷事件,媒体报道很少。而陈院士提及的两起对老百姓健康威胁不很大的事反而被炒得很热。媒体的关注点应该指向何方?针对哪些事件?学者是怎么想的?媒体又是怎么做的?
甲氨喋呤、阿糖胞苷和陈院士提的几个事件相比,对人民健康的威胁大得多,但媒体报道很少。我希望通过我的讲解,能让大家知道一个科学事实被确定下来,科学家们要做多大的努力才能破解一个公共卫生案件。事情的简单经过如下:2007年6月广西、上海、北京、河北等大医院的白血病患者因为鞘内注射(向脊髓腔内注射)上海华联制药厂生产的甲氨喋呤,一批患者突然出现下肢瘫痪,致使病上加病。白血病是血癌本身就很严重,又出现了下肢瘫痪,因此造成的后脊柱神经根变性很难恢复,二十几家三甲医院都出现这样的问题,是极其严重的事件。家属问责,医务人员因无法回答而被打,某医院的院长被围困,下班是从用梯子跑的。卫生部、国家药监局很快把可疑问题的品牌先停了,继而展开各种调查。用我国国标来查结果正常,分别用欧盟标准、美国标准、辉瑞制药厂的标准查,总之能想到的检查标准都试验过了,结果都符合规定。此时卫生部要求我率领调查组来进行调查,试图揭开迷雾。当时药厂推说是医生的责任,医生说是药的事,各说纷纭。
我指挥了现场流行病学调查,根据药品的流向和病人分布交叉点,从流行病学锁定了瘫痪与鞘注特殊批号的甲氨喋呤产品有关,但对产品反复实验室检测还是查不出线索。后来又对是否设备电阻丝烧坏、冷冻剂混入等可能影响进行调查,仍然一无所获。有关部门的初步调查结论为:因为没有证据,没有追究药厂和医院的责任。我们是做流行病的,非常相信流行病学的调查,这件事不能不了了之,我当时牵头向卫生部写了三封信,强烈主张继续深入调查,半途而废科学家是不答应的。我们反映,有些医院不用甲氨喋呤只用阿糖胞苷,也出现了相似的问题,我因此考虑是否有第三种物质同时感染了甲氨喋呤和阿糖胞苷的可能?我们还要求停止该厂生产的所有这两类批号的药物。这件事受到国务院的重视,我和药监局的专家组长一起被请入中南海对话。在此基础上,两个专家组合二为一再赴上海调查,按照我提出的假说,终于查出了是长春新碱同时污染了这两种药物,原因是工厂把三种种药物混在一条生产线生产,又有人违规操作,造成了污染。由于污染的太微量了,尽管检测的设备是国际最先进的,但如果没有目标实验室查不出来。这如同在大海中查海中一只怪兽,如果不告诉你准确的区域无论如何也查不出。怀疑到长春新碱就如同准确的区域定位,一翻石头就查出来了。
事件的教训惨痛。上海这家药厂是国营大厂,肇事车间刚刚通过GMP认证。在临床医院,因为以前出现过误操作长春新碱进行鞘内注射造成病人死亡,所以很多医院严禁长春新碱进入鞘内注射室。但出于医院上游的药厂居然在同一生产线这生产三种药,上游出事,下游遭殃。此外,早期决策时,片面重视实验室检测,而轻视了流行病调查结果也是一个教训。同时也发现了对药物不良事件调查的体制问题,不该让利害相关者主导调查,应该由多学科专家组去做出判断。
话题转到调查各种调查复杂的公共卫生事件,从事这种调查的人我们称之为“医学侦探”,需要多学科的团队,需要训练有素的队伍。现在中青年专家队伍跟不上,因为他没那么多实践,没那么多体会,必须经过“干中学”的特殊训练。2001年卫生部专门开设了现场流行病培训项目,大量实践证明,经过培训的人解决了大量难题,而没有受过培养的人经验不足,即使博士毕业了也不行。再好的科学家,事件没暴露到一定程度,也可能暂时破布了案。如果后来没有新发现,这件事很可能还调查不出来。但对于同样的新发现,没经验的人往往浪费了信息,无动于衷。调查复杂事件现场取证很有难度,因为关系到厂家的利益,有人会掩盖、误导。很可能厂家知道来事实,但害怕巨额赔偿而不说。也许有的管理部门怕承担责任,说是配合你,但耽心自己的管理责任,态度消极。而且涉及到地方保护主义、部门利益的问题,行政阻力往往大于科学研究的难度。科学家一定要有为民讨回公道的决心和意识,坚持科学作风,实事求是,是大问题就是大问题,是小问题就是小问题。我很赞赏陈老师的观点,对蒙牛实事求是,敢于肯定OMP在安全上不是大问题,同时批评蒙牛的做法有问题。
2007年我们这次调查,如果没有国务院和卫生部的支持,可能因阻力很大进行不下去。因此既需要强有力的支持,也需要科学家的意志。
因此,我对记者朋友有一句忠告:“职业要求成熟”!无论你多么年轻,阅历是否成熟,但你们的职业要求你们成熟,人不成熟也要有成熟的产出,为此新闻界要有自律的一套规章制度。
现在获得信息越来越便利,关心公共卫生的人越来越多,公众维权意识越来越强,草根监督的威慑力越来越大。对那些造假者、对那些不道德行为,甚至对掩盖事实的某些行政部门都有巨大的威慑力。网络信息多,也带来复杂性。我们的民众知识背景参差不齐、信息获取多少不一、参与目的不尽相同、道德情操有高有低。在这种情况下,当然要保护民众参与的积极性,但也要呼吁社会责任感,维护良好的舆论秩序。
希望记者和老百姓都学习一点科学知识,今天讲因果关系。比如刚刚陈院士提到OMP到底有害无害。如果说有害,它有时间顺序,你用在前,后果出在后。还必须从连系强度、剂量效应关系、联系的一致性、科学的合理性、终止使用后的干预结果等多方面论证。科学家就是从多方位判断问题的,不是一出现问题,例如因为我的孩子吃了奶粉,孩子得了什么病,就要赔偿。因为这个推理太简单化了,六项因果关系标准中只符合一项,因果关系成立的条件远远不足。
我们做甲氨喋呤调查时,从八方面论证都成立了,时间顺序、暴露与发病关联、剂量反应关系、因果关系排他、不同调查检测结果一致、停止使用后无新发病例以及动物模型的建立等等。国家CDC正在编《中国公共卫生》。公共卫生是“以保障和促进国民健康为宗旨的公共事业。通过国家和社会的共同努力,预防控制疾病流行,维护改善健康环境,提供基本医疗卫生服务,提高公众的健康素质,来实现其宗旨。” 公共卫生是共同参与的,要培养一种德行——健康素质,这就要求掌握健康知识、把握健康行为、关心公众健康。无论你是多么权威的媒体记者,你要给自己的知识进行定位,在你报道的这件事中,你到底知道多少?有多大的发言权?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道德素质问题。目的是维护健康的舆论环境,促进社会和谐。
最后我想说,公共卫生是全社会的,靠你、靠我、靠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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