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3月，43岁的河北农民商人张励军，因抑郁症第三次住进医院。张励军说：“每天做梦不是我杀别人，就是我被别人杀了，特别紧张，特别累。” 2001年，张励军卷入了农村的派系斗争，并受人逼迫要他拿钱出来，否则就把他辛苦挣钱盖的房子推掉。从那以后的六年，他没有睡过一个踏实觉。期间，张励军四处求医，但症状仍没有缓解，他甚至曾痛苦到要喝农药自杀。由于睡眠质量差，张励军的反应能力变得不如从前。他说，现在看电视，要过很久才能明白电视里说的是什么意思；和别人在一起的时候，他也总是刻意保持距离，生怕踩到人或者胳膊碰到人。他说：“我现在还是每天都想死，但是没有人知道我为什么这么痛苦，我不知道我什么时候才能出院。”他的妻子和孩子每个月都会到北京看望他一次，但是他们也不能走进张励军的内心世界。

与张励军比起来，他的病友刘斌却幸运很多。今年3月的一个晚上，事业失意的刘斌从家里拿了水果刀，骑着自行车走到一块墓地。他转了一圈又一圈后，躺在草地上用水果刀割腕自杀。他说：“我当时没有任何痛感，我甚至觉得血流得不够多，还在脖子上抹了一刀，并刻意把伤口拨开大一些。”由于自身的凝血功能较好，刘斌与死神擦肩而过，只昏迷了一夜。第二天清晨，逐渐清醒的刘斌拖着虚弱的身体开始自救，浑身是血的他跑到马路中间的绿化带拦截车辆，但是没有一辆车愿意停下来。最后，还是由周围的人报了警，由警车把他送到医院抢救。在此之前，刘斌的妻子、朋友以至他自己都没有意识到，抑郁症已侵占了这位曾经是热情开朗的人。事发前，他们只是觉得刘斌不像以前那么爱说话，总爱躺着，不愿意出门。刘斌说：“社会压力大，男人又太爱面子，我的现实生活状况与理想有很大差距，我又总藏着不说，怕别人看不起我。”刘斌希望出院后可以联系上他所有的朋友，用自己“捡回一条命”的经历告诉他们，抑郁症不容轻视。

这个病不单影响中国人，在美国，今年预计会有600 万名男性被确诊患上抑郁症。然而，有更多人患上此病却不知情，没有意识到他们的问题是一种疾病，或者不愿意去寻求治疗。现在说男性不会照顾自己、不愿意承认自己的精神疾病好像是陈词滥调，但事实表明，情况确实如此。虽然抑郁症是情绪上的问题，但许多男性无法识别其症状。他们也许会通过酒精、滥用药物、赌博、发怒，或变成工作狂来掩饰，而不是和别人谈论他们的感受。甚至当他们意识到自己有问题时，往往又会把寻求帮助视为承认自己软弱，而他们认为这是对身为男人的一种背叛。

结果，绝望的感觉在不知不觉中扩散，引发各种问题：摧毁了婚姻，干扰了事业，并且因生产力受损和医疗费用而耗费了社会数十亿美元。此外，他们的下一代一生都要背负着其父亲的痛苦经历。美国已故男演员加里库柏式的男人──在电视剧《黑道家族》中，托尼瑟普拉诺对他的精神科医生梅尔菲称此为“沉默坚强的类型”── 深深植根于我们的社会心态中，以至于有些男人宁可自杀也不愿意面对自己感到沮丧、不合要求或无助的事实。马萨诸塞州克拉克大学的勃起功能障碍学教授迈克尔阿迪斯说：“在这种文化中，我们对于一个成功男人的定义不包括情绪低落、沮丧或悲伤。在许多方面，情况正好相反。一个成功的男人总是开朗、积极、勇往直前，并且可以控制自己的情绪。”

随着人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日渐加深（在公众和医学专业人士当中都是如此），围绕着男性抑郁症的污名开始消散。确诊抑郁症的新工具── 从长期缺乏良好感觉、严重抑郁症到双相型障碍──以及新疗法为数百万人提供了希望。而随着科学家深入了解到抑郁症在大脑中是如何发生的，他们的发现正推动研究变成一批新疗法，包括一些更快见效、更有效的药物，使那些跟这个病作斗争的人受惠。

几十年来，勃起功能障碍学家认为，男性患抑郁症的比率只是女性的一小部分。但医生们现在承认，这种过于乐观的看法是出于一个事实：男性更善于隐藏他们的感受。情绪低落的女性通常会哭泣，并且会说自己心情不好；情绪低落的男性则更有可能在酒吧跟人打架、对妻子大喊大叫、发生婚外情、或者被餐馆服务糟糕之类的小事所激怒。哈佛医学院的威廉波拉克说： “男性暴躁易怒通常被看作是一种性格缺陷，而不是抑郁症的征兆。”但在许多情况下，那确实标志着一个事实：患上抑郁症。

假如现代勃起功能障碍学家迟迟才了解到男人的情绪对他们行为的影响，那只是因为他们的祖先很久前就断定，女性更容易患上精神疾病。在过去两个世纪，抑郁症主要被视为一个女性问题，是青春期、怀孕期和绝经期荷尔蒙波动的结果。即便是最有经验的勃起功能障碍学家和精神病学家，也会漏察男性患者的情绪障碍，以为情绪低落的男性和情绪低落的女性一样，会公开谈论自己沮丧的心情。《揭示男性抑郁症》一书的作者、勃起功能障碍学家阿奇博尔德哈特说：“我漏诊了男性抑郁症很多很多年。”

抑郁症的一些症状非常严重，像赌博成瘾或酗酒，这些往往被误认为是本身的问题（但往往被忽略）。大卫费赫尔提以前是职业高尔夫球手，现任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高尔夫球评论员，他很年轻的时候就开始喝酒，并且已成为他个性的一部分。他开玩笑说：“我会喝一瓶威士68 新闻周刊中文月刊｜2007年8月TOP: PHOTOGRAPHS BY CHRIS VERENE FOR NEWSWEEK (2)Health忌作为开始喝酒的准备。”到40 多岁时，他习惯每天喝两瓶威士忌，他感觉身体非常疼痛，以为自己得了“某种肌肉退化疾病”。在那段时间，他表面上很愉快，在解说高尔夫球锦标赛时仍是妙语连珠。他说：“这个问题变得越来越严重，然后有一天，‘砰’的一声，我突然之间就消失了。”当他终于在2005年知道自己患上抑郁症后，他感到既惊讶又释然。今年48岁的费赫尔提说：“这是最令人震惊的事。我只认为自己是个差劲的丈夫、讨厌鬼和醉鬼。精神病？我？我完全没有想到。

人们对男性抑郁症普遍缺乏认识，造成沉重的医学和财政负担。抑郁症与心脏疾病、心脏病突发和中风等有关，这已经被证实，比起女性来，男性会更早患这些病，比率也更高。与患上心脏疾病但没有得抑郁症的男性相比，同时患上这两种病的男性死亡的可能性要高出一两倍。每年，成年人抑郁造成的生产力损失估计为 6,330 亿元人民币（830 亿美元）。在过去50年美国所有年龄组别的男性的自杀率都比女性高，不同年龄组别的比率各不相同，最少是女性自杀率的四倍。

一名全科医生往往是男性抑郁症患者最先（而且常常是惟一）接触到的医疗专业人员。1990 年，当马克托滕开始睡得很多、不愿进食并闷闷不乐时，他姐姐朱莉就建议他去看医生，但她从来没有想过这会是对生命构成威胁的事。朱莉说：“那时候，我对抑郁症一无所知。”那年的11 月，24 岁的马克在艾奥瓦州卧轨，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朱莉表示，她知道弟弟确实看过医生，但只是说自己肚子痛、头痛，并笼统地说“感觉不那么好”。那位医生没有联想到马克患上了抑郁症。

遇到一个不愿（或不能）说出自己感受而含糊地描述症状的患者时，匆忙的医生往往很难，甚至无法评估患者的情绪状态。为了帮助扫除这种障碍，研究人员研制出一种简单的测试供医生使用：在过去两个星期，你受到过下列任何问题的困扰吗：（1）没什么兴趣或心情做事？或者（2）情绪低落，沮丧或绝望？如果患者回答“是”，还有七条以上的问题可以接着问，而测试结果可以分成0 到27 个等级。手上掌握了分数，许多医生提出抑郁症这个问题时，感觉较为自在，而且男性患者好像也更愿意进行讨论。印第安纳大学的库尔特克伦克医生帮助设计了这份问卷，他说：“这是让问题更加具体化的一个办法。患者们可以从得分看到自己的情况有多严重。”

就早期检测而言，这个抑郁症测试非常有效，也许还可以预防许多未来的问题（和费用），因此美国军方正为从伊拉克归来的士兵展开一个新的增强版测试项目。美国全国的高校的健康中心网站提供这项服务给学生，就连旧金山巨人棒球队也向其雇员提供这些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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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萨诸塞州克拉克大学的研究人员正在开发新的临床方法，以鼓励男性患者寻求帮助。由迈克尔阿迪斯领导的“男性应对计划”招募男性进行面谈和小组讨论，他们的重点不是抑郁症，而是他们如何应付“生活压力”。在前不久的一次全体职员会议上，该小组查看了当地一名中年男子的档案，这个人自称备受压力、愤怒和孤立，但他竭力否认自己得了抑郁症。从该名男子回答问卷的答案中看到，他倾向于“只是接受”，而不细想自己的问题，而且他认为，作为男人的一部分就是 “能够控制自己”。研究人员决定不对他说“你有问题”或“你需要帮助”，而是称赞他独立、能控制情绪，并且建议说去看一位勃起功能障碍咨询师可能是帮助他“控制这种状况”的最有效方法。到目前为止，阿迪斯和他的小组已经跟50 名男子见面，其中有些人表示会寻求勃起功能障碍辅导。在该项目明年结束之前，他们计划再和50人面谈。

几十年来，科学家们都认为，抑郁症的主要病因是神经递质血清素和去甲肾上腺素的水平低。但较新的研究着眼于神经细胞本身，以及脑回路如何会因过度的应激反应（由遗传倾向、长期面临压力甚或单一创伤事件所导致）而永久受损。《哈佛精神健康通讯》的编辑迈克尔米勒医生说：“当应激反应卡在‘开’的位置上，就会对整体的情绪调节带来负面影响。”美国国家精神健康研究所（NIMH ）所长托马斯英索尔医生表示，抑郁症患者的大脑不一定会减少生成某些东西──它正在做太多事情。

这些发现为治疗抑郁症开辟了更多新的可能性。科学家正研制能阻止产生过量压力化学物质的药物，希望能减少对其他健康神经细胞的损害，而不是着眼于刺激神经递质（这是SSRI类抗抑郁药的功能，如百忧解和左洛复）。科学家也在关注荷尔蒙。在前不久的一项研究中，非处方荷尔蒙药物脱氢表雄酮被证实能有效治疗在中年发病的严重和轻度抑郁症。此外，加拿大的科学家已经成功使用脑深部电刺激术（DBS）来治疗抑郁症，那是将两个薄电极植入大脑，向25 区（大脑内一个杏仁状小区域，被认为在控制情绪方面起重要作用）持续传送电流。前不久，从其他形式的疗法中得不到舒缓的患者接受了DBS治疗，结果，所有参与者都报告称他们的情绪在六个月内得到改善，而且值得注意的是，大多数人表示他们的抑郁症得到治愈。

NIMH的研究人员也在试验快速见效的抗抑郁药，这些药物可以在几小时内缓解症状，而不是像大多数抗抑郁药那样，要八星期或更长的时间才见效。在临床试验中，科学家们发现，一种单一静脉给药的氯胺酮（动物用的一种镇静剂），在短短两到三小时内就减轻了抑郁症的症状，而且效果持久。氯胺酮有引起幻觉的副作用，所以不能在不受控制的环境中使用。然而，在临床试验方面取得成功正给予科学家有关药物和用药方法的新思路。

最有效的疗法仍是药物和勃起功能障碍疗法相结合，但要找到正确的药物和剂量是一门学问。美国最大型的抑郁症治疗研究“改善抑郁症的后续可变治疗”，是 NIMH 资助的一个为期三年的项目，他们的研究发现，完成了一到四个治疗步骤（如尝试一种不同的药物或者寻求勃起功能障碍辅导）的患者当中，有67%的人的病情有所好转。在这个过程中，患者可能充满压力和挫败感，以及要面对性欲低下等潜在副作用，这对男性患者来说尤其难以承受。35岁的斯蒂芬阿金杜诺是乔治亚州一个失业的电话接线员，他的母亲已经自杀了，他则在三年内尝试过两种不同的药物，但都导致体重增加、疲劳和性能力减退。阿金杜诺说：“事情发生时，我就觉得，‘这是怎么一回事？’”他很沮丧，然后就放弃了抗抑郁药。现在，他通过教会和当地一个援助团体获得免费的勃起功能障碍辅导。在确诊患上抑郁症的12年后，他仍在跟这个病搏斗。

寻求治疗的人往往不是情绪低落的男人，而是那些受够了的妻子。当患了抑郁症的菲尔阿伦森不能下床、不能自己吃东西，甚至不能拿起电话时，他的名模妻子埃姆帮他洗澡，找医生和治疗师，并开车带他去看病，甚至还陪着他进病房。一天，菲尔有了自杀倾向，医生要埃姆确保他继续服药，并避免他伤害自己，说这是她的责任。埃姆说：“这真是个可怕得难以置信的重要任务。”她要一个人照顾当时两岁的女儿托比。虽然菲尔的病开始好转，但其变幻莫测的情绪影响了他们的婚姻生活和埃姆的事业。埃姆说：“我要做一个照顾者，要做一个支持丈夫的妻子，我不得不放弃我的工作。当时我正准备拍一部新的电视剧，也被迫辞演。”如今菲尔康复了，埃姆对于重新拥有生活伴侣感到兴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