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面，社会的医疗需求猛增;另一方面，人们学医从医的积极性却在下降。这说明，现行医疗卫生体制的资源动员能力还很低。

　　最近，一位同事的小孩耳痛，分别到北京多家著名三甲医院看病。结果，专家众说纷纭。有的说是中耳炎，有的说是鼻窦炎。有的让吃抗生素，有的让服中成药，有的让用喷鼻药……几个星期过去了，孩子的耳朵嗡嗡响、鼻涕时常流，吃着喷着各种各样的中药西药，病还是没有好。

　　几家大医院，居然看不好一个小病。在医疗资源云集的北京尚且如此，缺医少药的农村又会怎样呢?近年来，老百姓感叹“看病难”，说到底还是好医生太稀缺，能治好病的医生不多。所谓“全国人民上协和”，恰恰说明了这一问题。

　　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医生的数量远远不足。2009年，全国平均每千人拥有医生约1.7人，而美国约为2.6人。同时，我国医生的整体素质也不高。据卫生部统计，在乡镇卫生院，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技术人员不足23%;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具有高级职称的技术人员不足4%。我国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等基层机构的利用率仅为30%，而国际平均水平是50%—80%。这说明，基层缺乏患者信任的好医生。

　　我国的好医生为啥这么稀缺?从根本上说，是因为医生的经济和社会地位不高，投入大、产出低，风险大、收入低，这样的职业很难具有吸引力。例如，在每年的高考状元榜上，尖子生几乎没有学医的，医学院校的生源质量呈下降趋势。在我国就业人口中，从事医疗卫生工作的比例不足1%，而英国为6%、美国为4%。

　　从全世界来看，医生都是一个令人羡慕的好职业。绝大多数国家医生的收入相当于社会平均工资的3至4倍。这是因为，医生是一个高投入、高风险、高技术的职业，如果医生的收入无法体现其资源的稀缺性，就很难吸引最优秀人才学医从医。但是，我国医生的收入属于中等水平，基层医生的收入还低于社会平均水平。例如，2009年，北京市社区医生的人均工资是4.2万元，而当年北京市职工的人均工资是4.7万元。同时，医生的劳动技术价值被严重低估，技术收费无法反映市场的供求关系和资源的相对稀缺程度。所谓“挂号费不如停车费”、“看病的不如算命的”，就是最生动的注解。同时，医生的形象长期被扭曲甚至妖魔化，医患关系日趋紧张，“医闹”事件频频发生，医生普遍缺乏职业尊严感，很多医生子女不愿学医。

　　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随着工业化、城市化和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加快，病人越来越多，疾病也越来越复杂，医疗需求出现井喷。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需求的增加可以刺激资源的供给。然而，医疗卫生行业却出现了一个悖论：一方面，社会的医疗需求猛增;另一方面，人们学医从医的积极性却在下降，好医生的供给量不能有效增加。这说明，现行医疗卫生体制的资源动员能力还很低，一个源源不断“制造”好医生的机制尚未形成。

　　医生是医疗行业的核心，也是医改的主力军。解决看病难，关键在医生。如果不能充分调动医生的积极性，医改就很难成功。因此，提高医生的薪酬待遇，尊重医生的劳动价值，是增加好医生供给的重要手段。只有最大限度解放医疗生产力，增强医疗卫生行业的资源动员能力，创造有利于好医生成长的社会环境，看病难才会得到根本缓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