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协和医院麻醉科主任黄宇光教授。黄宇光教授长期从事麻醉学专业工作，擅长手术后急性疼痛和肿瘤等慢性疼痛的临床规范化治疗。取得多项突破性临床科研成果。患者对他的评价是“医术高，为人正直，在现在医德评价不高的中国，对得起白衣天师的称号。”）

　　黄宇光：我有一个大学同班同学，在医院里面当脑外科主任，当时理发师剃一个头10块钱，他们干一夜是4块钱加班费，真是“脑外科不如剃光头的”，后来他们干脆每人配了一把剃头刀，急诊病人来到这儿医院不再外面叫剃头匠，自己动手剃头，收了这十块钱，“肥水不流外人田”，同志们，这是不是很悲哀的事情？

　　刘国恩：现在医生定位是把他定成国家管理管制下的事业单位，这就要命了。我们的医生兜里面揣着俩本本，一个是红本本，一个是蓝本本。蓝本是决定了医生有没有技术能力，这是全世界都应该有的。中国医生还有一个红本，我们的医生没有经过本单位的同意不可以在院外提供白衣天使的工作。这样的制度安排怎么样能够可能发挥医生的积极性呢？你把他的手脚都拴死了。很久以来我就呼吁，中国医生的定位必须彻底改变，医生是自由执业者。两位协和大夫可以选择正常时间在协和工作，也可以在其它医院工作，包括在社区开诊所。政府应该鼓励、表扬、支持，技术标准再怎么提高都不过分，但是这不等同于因为一个技术标准就限制他们在院外从医。

　　黄宇光：说实话，我等在协和医院忙了之后就没有精力再去别的医院，临床工作非常繁忙，沉重的压力。我们有科研、教学任务，我们医院妇产科的教授才四十出头，就心梗了，工作压力非常之大。

　　刘国恩：美国北卡大学的医生也像你们这般忙，他们把一部分的时间精力分配到诊所里面去，他不一定亲自做，这里有他的品牌、他的指导，政府社会鼓励他们、支持他们、表扬他们这么做，所以他们通过这个诊所给社区提供了很好的品牌医疗服务，把病人留在了社区，自己又通过这个创业获得了很好的收入。医生得到了收入，社区就活起来了。

　　刘国恩：我们都知道要使这个社会和谐，医生要满意，政府要满意，社会要满意，民众要满意，但是这个机制在哪儿，平台在哪儿？说到医生这一点，如果就仅仅改变这么一个制度安排能激活多少资源。当然有很多工作要做，比如市场准入问题，如果在我们所住的小区开一个诊所，到政府办一个证，通过各种行政框框能把你搞死。这样，资源还是激不活。很多人还是愿意到北京来看高质量的高端医院。王永庆那个是三千多个床位的医院开不成，就老在过去那套思维里面打转转，把紧这个关，坚决抵私人资本进来，用这个思路看待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很难想象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能够像其它行业一样形成那么一个欣欣向荣，每个人都愿意来做事的局面，很难达成。首先得改制度，医院的定位、医生的制度，这些不改变很难想象。

　　有那么一个好的下沉制度，社区的居民就会自愿留在社区。如果不让医疗卫生工作者从目前计划单位变成一个自由执业者，资源下不来，那很难想象老百姓会按照你的指挥棒一定“小病去社区”。中国老百姓并没有脑袋灌水，归根到底还是在制度安排上。我在任何场所都呼吁，中国医生一定要重新定位，变成一个自由执业者，给他们一个发展的空间，其它的问题会迎刃而解。

　　黄宇光：医改方案不能是一个简单投钱的问题，应该深层次地破解社会医疗系统的现状，可能是医疗政策的优化和有限医疗资源组合的问题。这方面是医改方案今后进一步发展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