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严少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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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次历史性总结

　　在南京中医药大学汉中校区正门的左侧，一栋深色的小楼悄然而立。这栋因城市规划即将被拆除的图书馆楼，就是负责《中华本草》总编审的专家们曾经办公的地方。从最初的30来人到鼎盛时期的70余人，每天，他们都在这里接收各个专业编委会寄来的中药资源、栽培、鉴定等方面的稿件，然后对稿件进行编辑、审核和装订。

　　与一般的科研课题不同，由于工作量大、涉及单位多，《中华本草》编纂课题是在行政和业务两条线并行的管理模式下实施的。南京中医药大学是该项课题的总编单位。该校研究员宋立人作为总编，负责指导总审组及所设的14个专业编委会的编纂工作。

　　据宋立人介绍，我国历史上有不少医药学家，根据自身的辨药、采药、制药、用药经验修订医药文献。从载药365种、总结先秦至后汉本草成就的《神农本草经》，到南北朝陶弘景的《本草经集注》、《名医别录》；从第一部由政府主持编修、颁布的药典性著作——唐代的《新修本草》，到宋代修撰的《开宝本草》、《嘉祐本草》，再到载药1892种、代表历代本草著作最高水平的《本草纲目》，每一部著作都包含了当时本草领域最新的中药理论和实践经验。

　　但以宋立人为代表的当代中药学家认为，自明代李时珍历经27年著成《本草纲目》（成书于1578年），至上世纪70年代的400年时间里，尽管其间不乏本草专著，却无一能够比肩《本草纲目》。同时，随着中药资源、品种、鉴定、炮制、制剂、成分、药理及临床应用等领域的不断创新和发展，修纂当代的“官修本草”已成为当代中药学家关注的焦点。有鉴于此，1984年第六届全国人大和政协二次会议期间，中医药界的全国人大代表王群，政协委员王孝涛、王绵之、哈荔田、李聪辅、章荣烈等6位专家提出，由国家组织力量整理和研究本草，继而修订“中华新本草”的议案。

　　1989年5月，经过5年的准备与协调，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在江苏省扬州市召开会议，决定组织全国中药领域的相关专家，编纂一部新时代的“官修本草”著作——《中华本草》。据了解，这是我国历史上第六次大规模地对本草学的发展进行系统总结、整理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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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盛世无以修本草

　　“1984年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提案要修订‘中华新本草’后，学校就开始着手准备，并且做了大量考证工作，计划编纂一部与《中药大辞典》类似的中药工具书。”回顾整部书的编纂历程，当初还是刚毕业不久的年轻小伙儿，如今已是南京中医药大学中药文献所副所长的陈仁寿说。

　　在课题的筹备阶段，不少参加编纂《中华本草》的专家都做了大量古今文献中关于本草学综合知识的调研，有时甚至不惜花费巨资复印了相关文献的馆藏孤本。

　　宋立人说，医药文献的积累和总结，科学知识的利用与发展，需要得到经济和文化方面的有力支持。今年已经年过八旬的宋立人仍然清晰地记得，当初听说上海一家图书馆藏有《本草纲目》金陵版（明代出版的原书），不少准备参加编纂的专家认为，在原版文献的基础上引用作者观点能更真实准确地反映新书编纂的权威性。他们建议总编审组联系该图书馆，将金陵版的《本草纲目》复印一份。但在花费5万元巨资复印出这本原著后，专家们才赫然发现，这版《本草纲目》的内容与普通版本并无太大差别，甚至原版书还有不少文字错误。

　　据研究人员统计，整部《中华本草》编纂过程中，直接用于课题研究的古今医药书籍达1100余种，其中本草文献200余种、历代医籍方书600多种、现代著作（包括药典、地方性药志、药品标准和部分植物学专著）300多种。除了上述文献，还对国内外近千种医药杂志上发表的有关化学、药理、药材、制剂、临床报道等方面的资料进行了复制和摘录，择善引用。据统计，课题研究中引用的古今文献超过1万篇。

　　从负责中药化学成分研究的丁绪亮到负责全书稿件审定的吴贻谷，从生药学家徐国钧到中药炮制学家王孝涛，从中药品种专家谢宗万到本草史学家凌一揆，参与编纂的各位专家分别来自与中药相关的各个领域。不少专家当时已是各自单位里的领导、骨干，但仍然从头至尾参与了编纂。

　　宋立人说，从1989年立项至2005年结题，如果没有社会现实的需要，没有国家政府的支持，没有全国65家高等医药院校、科研院所的507名专家的倾力参与，很难想象如何完成这部载药10620味、总字数达3957.8万的中药百科全书。他认为，只有在学术繁荣、社会稳定的时期，国家才能有能力组织专家整理和编写这部跨越多个学科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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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困难超出想象

　　“起初，负责具体业务的总审组专家认为，只要将各地专业编委会搜集的资料进行汇总、装订就能成书，但后来发现实际工作跟原先的设想完全不同。”一直负责与各地方专业编委会协调具体事务的胡烈说，《中华本草》编纂涉及生物学、矿物学、物候学、气象学、地理学、民俗学、社会学、哲学等多个方面的知识。它不仅是一项以整理文献为基础的研究，还需要工作人员对计划引用文献的正确性、各专业编委会的来稿进行反复考证。

　　“总编审组只有将品种、栽培、药材、化学、药理、炮制、文献与临床、制剂、本草史、药性理论等所有专业编委会的稿件搜集齐了之后，才能对某味药进行全面的编辑与审核，缺少其中任何一方面的资料都不行。”胡烈说，在编审过程中，有时分编委员会不够细心，搜集的内容与原药材并不是同一科属，最终该味药所有的资料只能重新再做。这类情况增多之后，包裹邮递所需时间太长，总编审组干脆自己组织专家对缺失的内容进行补充。

　　以黄芪为例，该药所引古今书籍资料达300多种，包括古汉语文献《广雅》、《正字通》等，本草文献《神农本草经》、《本草经集注》等，医籍古方《金匮要略》、《圣济总录》等。在现代研究方面，收集了发表在医药杂志上的学术论文近1000篇，最后确定引用其中的200余篇。如果某部分资料需要重新搜集，其工作量可想而知。

　　课题进行了一段时间后，为了加快编纂进程，时任卫生部副部长、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局长的胡熙明亲自挂帅，专门成立《中华本草》办公室，负责《中华本草》编纂过程中各部门的行政管理工作。尽管其间经过多次变动，但该办公室的成立、专人的负责，直接加强了总编审组与各专业编委会的协调，编纂工作的效率也提高了不少。

　　最终审稿时，每份稿件修订结束都需要专家签上自己的姓名，并写上修改的意见，作为下一流程专家审核过程中遇到不同见解时的参考。

　　“很多时候，总编审组的专家们对于各地分委会寄来稿件的修订意见不统一，专家们为此要专门开讨论会。”宋立人说，在这种激烈的学术争论中，有的问题得到了解决，但也有不少观点专家们没能达成共识。对于这部分内容，只好收录各位专家能够基本认可的观点，而那些存在争议的内容则在该味药内容的最后附上注解。例如，古代文献中对丹参药性的认识不同，《神农本草经》中对其性味的认识是“味苦、微寒”，《本草经集注》的记载为“性热”，《本草正义》则为“味苦而微辛、微温”。最终，文献与临床专业编委会在翻阅大量中古代文献的基础上，根据丹参临床的实际功效，将其药性确定为“味苦、性微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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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作的小卡片超过50万张

　　在南京中医药大学中药文献研究所的档案室里，一排排摆放传统中药饮片的柜子吸引了记者的目光。在这些柜子里储藏的并不是预想中的中药饮片，而是一种被该校老师称为“小卡片”的资料。每张这样的卡片上都记录着当时国内外各类学术杂志刊登的中药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

　　管理人员打开封存已久的柜子，从排列有序的卡片堆里拿出一张巴掌大的、发黄的小卡片，上面赫然写着“附子的降血糖活性葡聚糖乌头多糖A的结构〔刊 译日〕友田正司 俊杰 中国中医科学院图书情报中心1986（1）-48……”如果不是后面“1986”的字样，很难发现这张其貌不扬的卡片已经有了22年的历史。负责管理资料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这些在中药文献中所看到的卡片还只是所有卡片中很小的一部分，更多的小卡片已经被转移到学校的历史档案室保存。

　　据了解，从上世纪50年代建校之初，该校的老师就开始搜集当时中药各个领域相关的文献资料，并将这些资料记载的主要内容分为正名、异名、释名、品种考证、来源、原植物、栽培要点、采收加工、药材与产销、药材鉴别、药理、炮制、药性、功能与主治、应用与配伍、用法用量、使用注意、附方、成分、制剂、现代临床研究、集解、附注、参考文献等24项，然后制成卡片进行保存。渐渐地，这个传统被后来的老师沿袭了下来。经过不断补充积累，目前所有卡片加起来已超过50万张。

　　虞舜是该校中医临床文献研究室的主任，同时也是《中华本草》总审定吴贻谷先生的学生。据他介绍，今年已经86岁高龄的吴贻谷先生，早在上世纪50年代中期就曾经主编我国第一部全国高等医药院校中医中药教材《中医学概论》、《中药学概论》及第一部全国中等医药院校统编中医中药教材《中医学纲要》、《中药学纲要》。其中，《中医学概论》不仅成为高等医药院校的试用教材，而且被广大中医用做学习和带徒的参考读物。随后，吴贻谷和他带领的团队，在1958年到1978年的20年时间里，以小卡片搜集的资料为基础，编成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部大型中药学专业工具书——《中药大辞典》。正是凭借着小卡片的内容和编纂这些书的过程中积累的学术和工作经验，南京中医药大学最终成为《中华本草》的总编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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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错误常出在不经意间

　　在南京中医药大学中药文献研究所老师的带领下，记者来到洪恂家探访。从《中华本草》的筹备阶段开始，时任南京中医学院（现南京中医药大学）中药文献研究室主任的洪恂就开始从各类植物分类中规划收载中药的名录、品种，并讨论确定整部书编写的详细体例，以方便各地的专业编委会在此基础上工作。

　　虽然在中药资源考证、调查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但在确定需要收录的中药品种时，洪恂仍然经常会碰到一些不能确定中药品种具体科属来源的情况。每当这种时候，洪恂就会登门向其他专家请教。以中药地龙（蚯蚓经炮制而成的中药）为例，起初中药所用蚯蚓的品种仅有一种，但后来蚯蚓入药的品种增多，洪恂自己也不能辨别出其科属来源。最终，她亲自去上海向当地一所权威科研机构的专家请教。

　　“每当弄清楚一种药材品种的来源时，都有一种油然而生的成就感。”洪恂说。

　　如今，经常有人带着贵重中药材让洪恂帮忙辨别。虽然一眼就能看出真伪，但洪恂还是习惯翻阅资料再确认一下。为此，洪恂没少被子女们取笑：“还号称专家呢，就会翻资料。”

　　“其实，错误往往就在最有把握的时候出现。”洪恂说，如果因为觉得自己是专家而不重视，最终会吃苦头的。

　　当年，由于编书的工作量太大，洪恂习惯下班回家后把当日的工作梳理一遍。她介绍说，药用植物的国际通用语言为拉丁语，资料书中动植物的名称都要求用拉丁语写上其国际通用的名称。她当时对拉丁语的审核一般都是根据单词的字根来确定。

　　有一天审核时，洪恂遇到一个单词“Picria”，检查其字根后发现是PiKros，正确，通过。但下班回忆当天工作时，洪恂坐不住了：“没有翻阅资料，心里非常不踏实。”

　　重新检查。“不好，犯错误了。幸亏回来后翻资料了。”她解释说，因为字根相同，自己竟然将Picria看成了Picris。而实际上，Picria为玄参科苦玄参属的意思， Picris则表示菊科毛连菜属。两个单词的字根相同且仅一个字母之差，意思却完全不同。

　　在洪恂的书房中，靠墙而立的书柜上摆放着一排排厚厚的书。记者被告知，洪恂亲自参与了这些书中相当一部分的编订。如今，早已退休的洪恂一有时间就来看看这些书。打开书柜，除了《中华本草》外，还有《中药大辞典》等一些其他的工具书。

　　“这辈子就做了这么点事。看到这些书，感觉像看到自己的孩子一样。”洪恂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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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留名者只是少数

　　历时17年、详细翻阅古今医药书籍1100余部、3957.8万字的《中华本草》原稿基本靠手写完成。新书出版前的文字录入，近一半是学校老师利用非工作时间无偿服务完成的。

　　“《中华本草》最终能有这么大规模，是因为在专家组背后，还有一支庞大而团结的队伍。”采访时，陈仁寿的这句话给记者印象最深。

　　“能够在《中华本草》留下自己名字的，毕竟只是负责具体工作的极少数专家。实际上，为这本书做出贡献的人还有很多。没有他们的支持，要完成《中华本草》的编纂，最少要推迟几年。”陈仁寿说。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的袁昌齐就是其中之一。为了《中华本草》的编纂，袁昌齐从自己工作的单位暂时调离，在南京中医药大学图书馆工作了很长时间。与袁昌齐一样同在中科院工作，并参与《中华本草》编纂工作的专家还有十多人。

　　药用植物绘图可以同时反映其花朵、果实和根系等部位及形态，对于专家们按形态特征鉴别药物有重要作用。但专家在绘图时，常常会遇到原有的本草标本不能完整反映该植物形态特征的情况，只好在该植物的生长季节到野外重新采集标本，然后绘制标本图。

　　“认识多种中药材的专家不少，但能在野外辨别出原植物的专家少，而辨别后能正确绘出用于植物标本制作的专家就更少了。”袁昌齐说。

　　后来，总编审组找到了与袁昌齐同在中科院的专家陈荣道。“那么多图画下来后，我们只要说出具体植物的科属来源、越年生还是一年生、草本还是木本、叶子是对生还是互生等最基本的形态特征，陈荣道就能触类旁通，迅速地绘出植物的形态图。”洪恂说。

　　采访洪恂时记者还发现，今年已经75岁的她竟然会熟练地使用电脑。仔细追问才了解到，原来这都是编纂《中华本草》留下的“副产品”。

　　“当初受到条件限制，各个编委会的稿件绝大部分都是手写的。直到新书装订出版前我们才知道，出版社只接受打印的稿件。”洪恂说，总编审组不得不为此聘请了十余名打字人员专门负责将原本手写的稿件打印出来。后来，一些专业术语、仅能从《康熙字典》上查到的古汉语影响了打印的速度与效率，洪恂只好每天下班前守在学校打印室。因为有专业背景，学校老师文字录入的效率比普通人快很多。洪恂告诉记者，整本书共录入3957.8万字，近一半都是这些老师无偿服务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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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持权威性还需定期修订

　　陈仁寿表示，《中华本草》作为一部工具用书，覆盖的内容既有历朝历代医药学家的论点，又有近几十年来运用现代科学方法对中药各个领域进行的研究。在这种情况下，如何保持该书的权威性，既将我国历代医药学家最传统的医药理论继承下来，又能在此基础上不断创新出一条符合中医药发展的路径，便显得尤为重要。他认为，近年来，中医药领域的研究不断深入，《中华本草》的内容也应在现代化研究比较集中的制剂、临床研究、用法用量等方面不断更新。在性味、释名、品种等对历代本草学成就的归纳汇集方面，专家们在编纂时就已经做了多次反复的考证。他建议，如果需要进行再次修订，应该有所侧重。

　　从2000年开始，伴随着计算机应用的普及，该校建立了中华本草数据库，彻底告别了小卡片手写积累的时代。目前，中华本草数据库的更新主要由虞舜负责。他告诉记者，每年学校都会有20余位老师和学生定期从中国期刊网上搜索、整理最近一段时期国内外中医药领域研究的新进展，然后将这些新的研究数据定时录入中华本草数据库。他介绍说，为了保证整个数据库的完整性，计算机数据收录的内容主要始于上世纪90年代，也就是《中华本草》正式出版前的一段时间。由于工作才刚刚展开，目前的搜集主要集中于临床研究部分。虞舜相信，尽管网络版中华本草数据库还需要长期不间断的积累，但如果需要对《中华本草》进行修订，该数据库会像小卡片那样，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采访中，南京中医药大学校长吴勉华说，作为该书的总编单位，该校的专家无论在行政协调还是专业业务工作上，都积累了不少宝贵的经验。如果国家需要对该书进行修订，在各项前提条件得到保证的情况下，该校非常愿意配合，再次承担此项工作。

　　记者在调查中也发现，再次修订还有不少问题亟待解决，尤其是如何在保证修订专家有足够权威性、公正性的同时，又不影响专家在本职单位的工作。据了解，当年为了保证该书及时有效地完成，凡是参与编纂的所有南京中医药大学的专家都不能申报任何国家科研课题。当千千万万的专家以课题谋求学术地位时，他们只能在办公室里专心致志地为该书的编纂而日夜辛劳。

　　购买孤本文献，找专家弄清药品来源，去野外实地采集药用植物标本。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下拨的100万元科研经费不久就全部用光了。后来，总编审组专家们只得公开向社会募款，向政府申请科研经费。最终，分别得到民间和地方政府资助各100万元。即便如此，研究总经费按每人每年的比例计算，人均年使用经费仅为348元。此后，南京中医药大学也给予参加编纂的专家一定的经费支持。

　　“要解决这些问题，政府需要有更大的投入，新的修订专家也要能够静得下心、耐得住寂寞，各方面的条件缺一不可。要保证将来的修订工作及时高效地完成，需要参与修订的各部门和各单位的全力合作。” 吴勉华说。

　　本版图片由南京中医药大学中医药文献研究所提供